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倾尽余生，为信念而战
作为首创“鸡尾酒疗法”、被《时代》杂志称为“打败艾滋病的人”，何大一更希望大家关注到，艾滋病并没有因为“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而攻克。但即使艾滋病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治愈，他还是选择将自己的余生全部奉献给这项研究。近日，由凤凰卫视联合海内外十余家知名华文媒体和机构评选的“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提名陆续公布，国际知名艾滋病专家何大一获得其中一席。这位30多年来专注于抗艾滋病事业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在接受采访中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已经60多岁了，再做30年的研究我想不可能了，可是我最少还可以做10年的时间，我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何大一解释说，艾滋病病毒不仅复杂，而且变化很快。他预测未来10年内，还不会有完全有效的疫苗被研发，“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科学研究来帮助我们认识它”。但即使艾滋病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治愈，他还是选择将自己的余生全部都奉献给这项研究。
首创“鸡尾酒疗法”
何大一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之一，也是首先阐明艾滋病病毒复制多样性的科学家之一。目前他任职于世界闻名的微生物研究院——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是该中心的首任科学研究主任，同时担任首席执行官一职。
祖籍江西新余的何大一1952年11月3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中市，12岁时全家移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他于1970年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四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81年，在洛杉矶西奈医疗中心当见习医生时，何大一接触到了最早发现的一批艾滋病病例。认识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阐明艾滋病病毒复制的多样性之后，何大一开始和同事们致力于研究联合抗病毒疗法，即“鸡尾酒疗法”。
这种疗法的原理是选用多种抗艾滋病药物组成一个组合，将蛋白酶抑制剂药物和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及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药物组合使用，相较单一药物，能更有效地治疗艾滋病。因为其“组合”的策略与调制鸡尾酒过程类似，故被称为“鸡尾酒疗法”。“鸡尾酒疗法”自1996年在已开发国家使用以来，有效降低了艾滋病人死亡率，目前仍是最常用、效果最显著的艾滋病治疗方法之一。
基于“鸡尾酒疗法”对于艾滋病治疗的卓越贡献，何大一1996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2001年，获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颁发的“总统国民勋章”；2006年，由美国加州时任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等推荐，入选首届加州名人堂；2010年，他被《时代》杂志称为“打败艾滋病的人”。最近，他刚刚被授予泰国皇室玛希隆王子医学奖。
除此之外，何大一还曾获得了恩斯特·荣格医学奖、纽约市长颁发的科学与技术卓越成就奖、施贵宝奖、赫司特美罗德国医药公司奖；他是美国13所高校的荣誉博士，也受聘为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香港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同时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
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与诸多殊荣如影随形的无疑是压力以及质疑。在何大一看来，荣誉将他推到了台前，同时也将其“逼”到了压力舱中。他更希望大家关注到，艾滋病并没有因为“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而攻克。
“事实上，艾滋病感染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何大一说，“过高的期待给了我无穷的压力，我们只是赢得了一场战斗，战争还没有结束。”
在中国“抗艾”
2014年7月，全球专家对100多个国家的艾滋病疫情进行了分析，以感染人数、新发人数和死亡人数作为指标，将流行程度分成由高至低的十个等级。中国处于第八等级，按照中国的人口庞大基数来计算的话处于低流行，但按照感染者的绝对数量来计算的话，中国则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
身为华裔科学家的何大一，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格外关注。他说：“‘鸡尾酒疗法’发明以后，很多科学家将它带到了非洲、泰国等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地区，我也去过非洲，但我的背景更自然地把我引向了中国。”
2002年，何大一以每年1美元象征性的价钱，把他与艾伦·戴蒙德中心所拥有的疫苗制造专利技术转移给中国政府，以支持对中国内地艾滋病防治事业。据介绍目前有些疫苗已在云南等地批量制造，未来可望降低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
2003年，何大一跟随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对于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改变带来了影响。他发起和领导了“中国艾滋病防治行动（CAI）”，这是中国有关机构及其国际合作伙伴构成的联盟组织。CAI倡导合作伙伴互相进行力量补充，旨在促进中国对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应对，希望通过大规模地倡导教育、普及到千百万潜在艾滋病受害者的防治行动，以尽力避免难以克制的人类及社会灾难的发生。据介绍，之前艾滋病病毒呈阳性的母亲向婴儿传播艾滋病的几率高达35%，“中国艾滋病防治行动”开始以后，几率降低至1%以下。
此外他还积极促成了篮球明星姚明、约翰逊艾滋病公益广告的拍摄，该片2004年底在中国各大电视台播出。何大一介绍说：“片中提倡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2007年，他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任中心主任，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新平台。
而在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更是有近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员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与印度。从这个研究中心走出去的科学家，将艾滋病防治的最新成果带到了包括中国的世界各地。这让何大一倍感欣慰，他说：“我很欣慰地看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地艾滋病研究机构的负责人都是我的学生。”
很难赢，但“一定要”
从1981年开始接触艾滋病病毒，何大一已经与其斗争了30多个年头，“鸡尾酒疗法”虽然有效，但他说自己从未觉得已经“赢了”。每年200多万的新增感染者更是让他忧心忡忡——“这个病毒是很小，但是它真得很厉害，变得很快”。
2014年3月，何大一在《科学》杂志发表了其实验室的最新突破——长效型抗艾滋病药物GSK 744LA的研究。这种药物注射进人体后，可维持3至4个月药效，能有效帮助高风险人士降低感染艾滋病几率，有望成为艾滋病疫苗问世前的过渡方案。2014年11月，GSK 744LA已准备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
何大一表示自己目前的关注重点已经从艾滋病的治疗转向预防，相较“鸡尾酒疗法”，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艾滋病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他强调说：“药物不同于疫苗，我们正在研发的药物通过杀死艾滋病病毒，将这些病毒阻挡住，但只能提供3~6个月的保护，过了这段时间，需要再次注射药物；而疫苗作用于免疫系统，一生只需要打一次，就可以使免疫系统给人体提供长久的保护。”
虽然很难赢，但还是“一定要”。何大一说自己或许是受到了时代、大环境以及长辈的影响，始终觉得“要忠实地做自己，坚持自己的信念”。即使艾滋病或许根本没有办法治愈，“但是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对于目标许下最坚实的承诺”。他说这就是做科研所必需的“一定要”的精神，只有这样，未来艾滋病病毒才会止步不前、不再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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