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V病毒载体公司Uniqure获百时美施贵宝10亿美元投资！ - 中国病毒学论坛|我们一直在坚持！

uniQure是一家总部设在荷兰的制药公司，主要从事罕见病的基因治疗，是近年来最值得期待的基因治疗公司。该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是Glybera，该药于2012年11月被欧盟批准用于治疗脂蛋白脂酶缺乏症(LPLD)。也是全球范围内除中国“今又生”外的第一例基因治疗药物。Glybera是以腺相关病毒载体（AAV）作为药物载体的基因药物，继在欧洲的成功上市后，该药物在在美国也已获得“孤儿药资格”，预计将于2017年在美国上市。

uniQure公司的基因治疗平台主要是是采用腺相关病毒（AAV）递送纠正基因（corrective genes）到相应靶点，并采用基于昆虫细胞的生产技术。

AAV病毒载体保证了药物传递的精准性和安全性，昆虫细胞生产技术保证了病毒载体的高滴度的生产的临床级别的需要，目前uniQure公司在这两项技术方面都处在世界领先地位。

彭朝晖与徐卫是深圳市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赛百诺）的创始人和现任总裁。过去8年，双方一直在中国法庭上争斗。

命运把双方纠缠在一起。1998年，“海归”彭朝晖在深圳成立赛百诺，研发试用的世界首个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于2003年获批上市。2006年，徐卫的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控股了赛百诺，并于2008年通过赛百诺与彭朝晖就5项中国发明专利和3项国际发明专利（已在36个国家授权）的专利权属打起了官司。

官司打了8年，从深圳市中院的一审到广东省高院的二审，两次判决都认定赛百诺胜诉。彭朝晖不服提出抗诉申请，经省高检、最高检各级程序抗诉，最高法立案裁定指令广东省高院再审，中止二审原判决的执行。3月24日，在广东省高院的法庭上，双方内斗迎来最后一搏。

经8年纠纷，双方皆双鬓染霜。此案虽然尚未宣判，但赛百诺董事万宜青承认，此事没有赢家，8年诉讼，企业也受到重创，“今又生”更难完善，甚至变得默默无闻。

1998年初，“海归博士”彭朝晖在深圳成立赛百诺公司，主导了“重组腺病毒-p53抗癌注射液”（注册商标名：“今又生”/Gendicine）的工艺优化、临床试验。2003年，“今又生”获得国家批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准上市的基因治疗药，引起国内外主流媒体和权威医学机构聚焦，彭朝晖也一时成为耀眼的科技明星。

声名鹊起之时，彭朝晖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扩建厂房、引进人才、扩大临床试验等各项投入骤增，却没有达到预期销售额，主要资金支持方政府及国企又相继停止投入，一时令公司陷入了财务困境，只懂科研的彭朝晖开始四处融资，但频遭不顺。

据徐卫介绍，其由一名医生下海，白手起家。由于没有核心知识产权，产品主要以原料药和维生素为主，湖北同济奔达鄂北制药公司（简称奔达）始终摆脱不了数量大、利润低的阴影。困难的市场环境下，万宜青、徐卫夫妇练就其特别重的“狼性”。为了转型升级，徐卫将奔达送到美国去借壳上市，还走过弯路，“非常痛苦”。上市后，徐卫计划募集资金去购买具备创新力的雏形企业。

由于两个股东急于脱手，奔达由本欲增资获得代理权，迅速转变为向赛百诺原法人股东购买老股，2006年10月，一跃而成该公司大股东。注入高科技概念后，奔达在美国场外柜台交易系统（OTCBB）上市的股价因超额认购，赚得盆满钵满。彭朝晖似乎也看到了赛百诺国际化的路径。

一名要求匿名的投资界知情人士分析，因为过于草率，急于求成，赛百诺此阶段错误地引进了不能给公司带来用于发展的增量资金的股东，同时还给公司带来了极其不同的发展理念，为日后股东争执埋下隐患。

根据双方此前签名达成的合作共识，赛百诺拟成立医药、基因技术和研究所三马齐驱的公司治理组织结构框架，但奔达控股后并没有履行这一共识。

股权变更后，赛百诺董事会中只有万宜青、徐卫和彭朝晖三人，且万、徐为夫妇，掌握绝对控制权。同时，彭是法人代表和董事长，而徐是总裁，董事会成员和经营层成员重叠较多，治理结构存在明显问题，双方职责很容易模糊。

让彭朝晖无法接受的是，徐卫与万宜青多次在彭朝晖缺席的情况下做出公司重要决议。万宜青对此表示：“董事会就三人，你彭朝晖不来，那我们俩就通过了。”

2007年底，徐卫等人要求彭朝晖将专利权属无条件变更给已被其控制的赛百诺。彭朝晖提出，为了公司发展可协商，但要按此前对一份案外专利的做法，先通过对专利评估作价。

2008年8月，赛百诺向深圳市中院正式起诉彭朝晖等人的上述专利为职务发明，要求变更权属人为赛百诺。如果参考案外一个专利评估作价4000多万算，当时业内估算此案涉案专利标的额约达2亿多，这在国内极少见。

对于创新公司而言，有足够知本的研发团队，要在市场生存发展，如鱼一般，需资本的水，知本、资本相融方可共赢。从一审、二审到现在再审，双方缠斗了8年。媒体形容为“科学家VS资本家”。双方焦点集中在彭朝晖是否早期已经以涉案专利入股，涉案专利是否属于赛百诺的职务发明。

8年后的现在，彭朝晖回忆，奔达表示将会成为赛百诺资金后盾，而其在美国虽然不是正式上市，但也是柜台交易公司，而且其在赛百诺公司内部的公开场所摆放的专利材料已经明确显示专利权属彭朝晖等人。在一系列乐观心态驱使下，彭朝晖称犯了一个让他悔恨终身的错误——融资时没有对奔达做好尽职调查。而奔达方也“委屈”表示没有对对方进行尽职调查。

正因为此，甚至第二股东彭朝晖也被赛百诺拒之门外，其科研团队也被迫黯然离开，赛百诺此前引发世界关注的科研遂蒙尘多年。

动荡之下，“今又生”一度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吊销了GMP证书，一年多以后才恢复。而此前政府投入1450万的“今又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工程”中断。

作为世界上首个被批准上市的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上市后曾被质疑缺乏有足够的临床试验数据来确证其抗癌效果，但也有科学证明其有效性。

2009年，当时北京肿瘤医院张珊文教授和福建省肿瘤医院潘建基教授及其同事，在各自医院共招募了82名鼻咽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42名患者联合使用“今又生”和放疗；另外40名则作为对照，只进行放疗。

上述研究结果出现在《临床肿瘤学杂志》报告中，“今又生”组的五年生存率比对照组高出7.5%。“今又生”组的五年无病生存率比对照组也要高出约11.7%。

生物医药产业是个高投入、高风险的领域，新药的开发成功率约为万分之一，通常一个药从开发到顺利产业化至少要花12年，很少有风险投资能支持这样长期、巨额的投入。

2008年中国生物产业大会网站的资料显示，“今又生”在临床试验和应用中已经治疗约1万例癌症患者。这当中，还有约500名外国患者专程到中国接受治疗。

然而，因为核心科研人才流失，“今又生”药效难以改善，彭朝晖不得不承认是“早产儿”，但也不服气。

“早产儿，毕竟是儿，不是被堕胎或引产的胚胎。”彭朝晖日前就上述疑问回函称，对于三期临床试验数据少问题，“今又生”是在1998年12月被SDA（当时称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行临床试验，随后的临床试验沿袭当时的临床试验规范（GCP），即I期试验安全性，II期试验有效性，I、II期试验通过后即可批准生产，III期临床试验是药品上市以后的过程。国家批准的临床试验病种是“头颈部鳞癌”，包括20余种恶性肿瘤。上述论文发表的文章仅总结和5年随访了“头颈部鳞癌”之一鼻咽癌，实际做的病人数要大大多于文章发表的数量。

中国社科院《科学新闻》原总编辑贾鹤鹏一直关注生物制药科技创新，他认为，“今又生”以及其他中国创新药（安柯瑞、恩度）的经历证明，这种创新成功却市场失败是中国生物制药领域的通病。“做出了在科学上领先世界的新药研发的科学家大部分都离职了。离职的原因各异，但都是与资方（包括国企）合不来。”

“这个体制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和科研经费支持让真正有能力的科学家走出科学上的成功，但是，首先不能以医保覆盖来支持新药的推广，其次不能提供一个环境让真正的创新药战胜包括医疗腐败和医患关系（导致医生不敢用新药，不敢尝试新疗法）这些体制性因素，第三不能形成行业的良性互动（比如由真正有实力又有能力的大型药企兼并赛百诺）。”

“而在资金方面，研发时没有风险投资，直到现在仍然主要靠国家科研经费来缓解，所谓风险投资都是等拿到了新药证书，而到了这个阶段，创新企业其实需要的不是业外的财务投资，而是业内的投资。”

一名熟悉赛百诺的香港投资咨询公司负责人分析，对投资人大股东奔达的运作而言，有许多方面值得反思和商榷。

首先，它应该在受让股权进入赛百诺前弄清楚赛百诺的资产状况，包括无形资产的法律状况，以及原股东及管理层与公司的各种关系，这样就完全可以避免上述各种诉讼的发生，股东及管理层就可以齐心协力发展公司业务，使股东权益最大化。其次，它应该遵循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规律，充分尊重科技人员的贡献和努力，而不是将其按一般企业管理和运营，使赛百诺失去研发后劲及技术含量而沦为普通企业。再次，投资人应该摒弃民营企业家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落后观念，吸收对公司发展有决定意义的资金和专业人员，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