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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的创始人之一，曾主持2000余例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并担任中国法医学会司法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 他在精神科领域工作了近70年，至今，九旬高龄的他仍在为患者服务，参与疑难重症病例的会诊。 他说，自己一辈子就做两件事，一是当精神科医生，二是做精神病鉴定。这两件事，足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老精神科医生的情怀和操守。 ■在父母的影响下，他走上学医之路，并最终选择了精神病学 李从培家的客厅里有一个老式书柜，书柜的门把手被一条铁链缠绕着锁起来。李从培小心翼翼地打开书柜，从书架上拿出两本书，一本是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一本是1987年出版的《司法精神病学》。他是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司法精神病学的主要编撰者之一，由他主编的《司法精神病学》更是我国司法精神病学领域第一本高等学校教材。因为岁月久远，这两本书的纸张已经泛黄，却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完好无损。 李从培爱护书的观念源自他的父母。他至今记得，父亲花大价钱买了一套《二十四史》，视为宝贝藏之高阁，除了自己翻阅研读外，就只准母亲定期翻晒，其他人都不得擅动。李从培的母亲颤颤巍巍爬上长梯，从高阁上一本本搬下整套书，仔细翻晒后又一本一本放回原处。此情此景深深地印在李从培的脑海里。 清末秀才出身的父亲先后在北京、天津、保定和沈阳等地的法院、检察厅任职。父亲的职业对李从培日后选择司法精神病学为主攻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从培回忆说，父母亲都鼓励子女学医，因为“学医最好，不低头求人，又能医病自保，自谋生活”。1944年，李从培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1949年，他成为北医第一附属医院神经精神科实习医师，由此走上了神经精神科的医生道路。 李从培选择精神科医生作为终身职业，还与幼年时的一次经历和大学期间认识的许英魁教授有密切关系。 让李从培记忆犹新的是，小时候，他跟随母亲造访一位当官的亲戚。正当这个亲戚不那么情愿地跟他们见面时，有人报称市长来了，亲戚立即撇下他们去迎接市长。就在这时，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婆子出现了，原来是他的母亲。这位亲戚大窘，继而怒骂、推搡自己的母亲。这件事给了李从培很大的触动。直到上大学，他的脑海还不时地浮现出那个疯老太太的可怜样子。他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精神病人的处境。 恰在这个时期，李从培遇到了我国精神病学的奠基人许英魁教授。许英魁教授早年留学德国，归国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任职，1942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医院任职，担任神经精神科主任。在他的影响下，李从培最后走上了临床精神病学的专业道路。 ■“流放”甘肃十余年，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灭他的理想 1952年，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建立了独立的精神病学教研组和临床精神科，27岁的李从培被任命为教研组副主任，逐渐成长为临床精神科主治医师、副主任。1965年，李从培调任新建的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同时担任北京医学院精神病学教研组副主任。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30多岁的李从培就承担了一项精神神经病防治重点项目，即大学生神经衰弱的防治。当时，北京医学院神经衰弱防治组与多个科技、教学医疗单位开展协作，在进行大学生神经衰弱防治研究的同时，创立了学生、钢铁工人、部队干部的“神经衰弱快速综合治疗新方法”，治疗了多批患者。 这种治疗方法的重点是教给患者疾病防治知识，纠正其歪曲认识，改变既往单纯依靠服药的被动状态，鼓励患者主动参与多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这与当今精神病学最流行的心理治疗方法之一，即“认知-行为治疗”的核心理论和操作程序是完全吻合的。 然而，就在他想有更大作为时，他的人生进程突然转了向。1969年，44岁的李从培被下放到甘肃省精神病院（天水精神病院）任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在那里，他度过了艰苦的11年时间。 回忆起那段日子，老人家不禁潸然泪下。他说，当时独自踏上西去的火车离开北京时，根本想不到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一个人远走他乡，他深刻体会到了“流放”的含义。 但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灭他的理想。在甘肃，他看到了许多在大城市看不到的病例，积累了更扎实的临床经验。和他一起下放的一位同事多年后回忆说：“那时的政治环境使得大家都不愿多说话，又不知怎么打发日子，但是李大夫却在闷头看书，论刻苦和认真，谁都比不上他。” 也是在那段时期，他得以静下心来思考中国精神卫生服务状况，以及自己未来的专业发展。 ■“精神病司法鉴定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马虎” 1980年，李从培从大西北被调回北京医学院。此后，他在司法精神病学领域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李从培说，精神病学的分支专业——司法精神病学，在发达国家很早就已建立了。而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临床精神病学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20年。“我有机会到世界卫生组织、奥地利、英国做访问学者，接触并学习了司法精神病学的内容，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有责任为中国的司法精神病学发展做准备。” 1982年，李从培出国进行业务交流了半年。其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充分了解、掌握国外司法精神病学的现状、发展动向和存在的问题，还与精神卫生专家、医生、监狱医官、少年犯、管教人员等广泛交流。 回国后，他以神经精神学会司法精神病学组负责人和中国法医学会司法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的身份，积极呼吁尽快建立、发展我国的司法精神病学。他身体力行，利用到全国各地参加司法精神病疑难案例鉴定和学术会议的机会，有意识地号召各地专家、精神病院院长与自己共同谋划筹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组织机构。在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下，1986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司法精神病学组成立；在1987年的第一次全国司法精神病学学术讨论会上，统计全国司法鉴定案例已达1万多例，这标志着我国司法精神病学这一新的分支学科的建立。 在我国司法精神病专业开创初期，他就率先提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专业基本理论框架和基本工作方法，并提出了在国内产生重要影响的“正确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整体功能关联度”的鉴定思维方法，以及判断责任能力的3个环节：确定疾病的临床诊断，判明违法行为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度，最后确定责任能力受损程度从而判定责任能力的等级水平。这一理论对国内精神科临床和司法精神病学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李从培指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法定能力的判定，必须依照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此外，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还应遵循可接受性原则，鉴定工作必须重证据、重调查，“让调查先行，让证据说话，有一分证据，就只讲一分话”。公正性原则，也是他从事司法精神病学鉴定40多年中所一贯坚持的。他强调，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在实施鉴定之前及鉴定中，应当了解和掌握“三情”，即案情、病情（被鉴定人的患病状况）、“人情”（被鉴定人的个人情况）。 在李从培看来，鉴定人必须具有丰富的临床精神病实践经验、足够深厚的临床经验积累，具备良好的临床检查和实际操作能力，才能承担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任务。 这些原则和方法，是李从培主持2000余例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经验总结。“精神病司法鉴定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要维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利益，决不能误诊误判而使患者感到痛苦和屈辱；我们也不能漏掉伪装者，要用知识保护公众的安全。”这是他曾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精神科医生的责任不只是在眼前，还应该帮助患者融入社会” 作为精神科医生，李从培教授已工作了近70年，至今，还在为患者服务，参与医院疑难重症病例的会诊，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一辈子守护精神病人的家园”。 精神疾病不同于躯体疾病，精神疾病患者中有很多是“理智”失常、行为失控的人，可能会出现伤害别人和自己的行为。在李从培看来，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同情和关爱，是精神科医务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 李从培说，让精神科医生感到最为棘手的是强迫型人格障碍患者，“这是一种精神科医生都挠头的疾病，这些患者已经偏离了正常人格，过分疑虑，明明知道一些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很难控制自己”。 李从培接触过不少这样的病例，其中，一位技术工人给他的印象最深。 一次门诊，李从培认真给这位工人看病，对他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反复说明，直到很晚才下班。当李从培准备乘电车回家时发现，这位患者默默地跟着他上了站台。见李从培上车，他也奋力追赶上来，在售票员将要关上车门时，他大声喊叫着从候车人群中硬挤上了车，然后走到李从培面前继续追问那些已反复解释过的“难题”。看着他神情怪异、问个不停，乘客们都很不理解，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要求李从培把他赶下车。李从培向乘客们耐心地解释：他很痛苦，他真的很难控制自己。经过4站，李从培要下车了，这位患者也跟着他下了车。 “我劝他一定要下决心坚持自我锻炼，多进行一些紧张有序的活动，比如全身心投入工作，坚持少想多做，以此来跟自己头脑里不好的思想活动对抗。当然也要配合用药。”李从培说，一年后，这名患者的强迫性疑虑症已经缓解。尤为让人高兴的是，他通过努力工作，还获得了工厂劳动模范的称号，再后来被任命为副厂长。“每到逢年过节，他都会打电话问候我，有时还带爱人到医院来看我。” 李从培在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亲历过无数这样温情的医患故事。他说，有些患者的亲属在每年春节都会电话给他拜年，“年年如此，从未间断，让我很感动”。 有一位患者是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的技术骨干，由于和实验室主任在专业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引发了一场法律诉讼。当时，李从培承担此案的精神病学司法鉴定任务。经过深入调研和详细检查，他做出了明确诊断：这位技术骨干属于重性精神病，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为无行为能力。司法部门经过审查，对鉴定结论予以采纳，纠正了对他的误判，恢复了他的名誉。在李从培的精心治疗下，这位患者的病情渐渐好转，最终，所在单位妥善安排了他的工作岗位，科主任也向他道歉。“每年春节初一早晨他都给我打电话，几十年如一日。”李从培不无欣慰地说。 李从培曾治疗过一位17岁的精神分裂症女患者，她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贤惠善良、工作能力很强的知识女性。女孩父母时常到医院探视女儿，李从培尽可能多地为他们提供有关疾病诊治的信息和资料，并多方面帮助联系会诊治疗。当知道女儿的病难以彻底治愈后，女孩的父母表示理解，并对李从培所做的努力心怀感激。1969年，李从培被调往甘肃工作时，没有一个人到车站送他，正当他准备孤单地走上列车时，女孩和她的父母出现在了站台上。1980年，调回原单位工作后不久的一天，李从培刚刚到门诊候诊室坐定，一位鬓须皆白的老者跌跌撞撞地来到他的面前，大声喊道：“啊！李大夫，你终于回来了！我终于等到你回来了！你身体还好吗？”李从培过了很久才想起来，眼前的老者就是那个女孩的父亲。 “精神病患者来看病就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精神科医生的责任不只是在眼前，还应该多替患者考虑，考虑怎样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说这些话时，李从培显得语重心长。 多年的临床实践，他摸索出一个原则，就是精神科临床业务工作要做到“三满意”：要让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对临床诊断过程满意，对治疗过程和生活安排满意，对治疗有关的康复疗养的整套安排满意。为此，他为患者做了很多“买一赠一”的工作，在治疗之外，尽可能地为患者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和服务。 李从培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作者是他的一位女患者。李从培说，这名女患者既是画家也是科学家，她的丈夫早逝，儿子犯了重罪被判处死刑。她极端痛苦，罹患严重的神经症。“她是我的病人，我有责任给她治病，但是她请求我给她儿子去做司法精神病鉴定，想以此减轻罪名，被我拒绝了。”李从培说，虽然他知道患者的处境很艰难，但是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不会做。 但李从培并未放弃对这位女患者的治疗和帮助。在调查中他发现，患者的儿子被判刑后，她的儿媳改嫁了，留给她一个性格极为古怪的孙子，不仅说谎、打架，而且经常偷窃。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李从培判断患者的孙子患有儿童品行障碍，为此，他提醒这名女患者，孩子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帮助孩子。不仅如此，李从培还亲自跑去动员孩子的老师、校长甚至居委会工作人员，请求大家帮助这个孩子。校长被他的精神所打动，动情地说：“一名医生尚且如此，作为孩子的老师和校长，更有责任管好孩子。”从此以后，校长对孩子格外关注，最终这个孩子成了班里的三好学生。前两年，这名女患者还带着老师给孩子的评语专程回来找李从培道谢。 回忆这些陈年往事，李从培说：“我虽然做了些事情，但总结一下，我这一辈子其实就只是做出两件事，一是当精神科医生，再就是做精神病鉴定。”（照片由李从培本人提供） ■对 话 凭良心，靠真诚，保执著 记 者：从事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免不了会碰到一些求情的时候，您怎么处理这些人情世故？ 李从培：精神病司法鉴定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了证据我们才可心安理得地给予正义的审判，绝对不冤枉病人。到目前为止，我鉴定的病例不下两千例。我82岁的时候还带着学生（医院副院长）跑监狱给犯人进行精神病鉴定，当时家里人问我是不是不要命了，这么大年纪冒着酷暑走访医院，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觉得我干这一行必须要严谨认真。 找我求情的人不少，但是老朋友都知道，求我也没用。一个朋友曾经说过，谁找我求情谁倒霉，因为不管谁拿官压我都不管用。 记 者：听说您最近在写回忆录，您觉得回忆录中值得浓墨重彩记述的是什么内容？ 李从培：是我的家属和学生们建议我写回忆录。写的过程当中，想到了许多几十年坚持看望我的老病号家属。我在想，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这么感动，长期与我保持联系。现在我想明白了一点，9个字可以概括：凭良心，靠真诚，保执著。我觉得这是我回忆中最宝贵的部分。 对待患者理所当然应该用心，特别是精神病患者，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上很多人对他们都有误解甚至歧视。为这个群体服务，不但要想得深、想得细、想得全，还要维护他们的权利。这是我最近回忆中得出的答案。 记 者：您怎么看时下我国精神学科的发展？ 李从培：我从事精神科工作近70年了，感觉精神科的发展太困难了。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需要全部同道特别是年轻同志共同努力，推动精神科更好的发展，也希望全社会能多关注精神病学界的发展，多了解一下精神病患者这个特殊的群体。 ■记者手记 采访李从培教授之前，记者心里不免忐忑——这样的年纪，是否有精力长谈？语言表达是否清楚？但来到李老家中，一身西装的他看上去很是精神，虽然略有些驼背，但行走脚步稳健，言谈清晰有力，让人很难相信面前是一位年已耄耋的老人。 采访中，李老总是面带微笑，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讲述着那些岁月久远的故事。言谈之中，透着对精神卫生事业深深的热爱。 正是这份热爱，让老人家不顾高龄，仍坚守临床一线为疑难精神病患者服务。也是这份热爱，以及对事业的执著，让老人家名至实归，在今年4月荣获“中国医师协会杰出精神科医师奖”。 ■晚辈眼中的李从培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唐宏宇教授最初并不是李从培的学生，但是研究生毕业后，他主动提出要跟随李从培老师学习司法精神病学，这一跟就是22年。他说，老师的点点滴滴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老师十分鼓励年轻人参与临床工作。”唐宏宇回忆说，1987年他大学毕业分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做住院医，一次他在跟随李老师查房时，对一个患者的症状和治疗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老师觉得我说得不错，以后的病例讨论中，老师经常指着我说：‘那个大夫，说说你的看法’。”正是老师的鼓励在唐宏宇心中埋下了种子，让他日后选择进入司法精神病鉴定领域。 唐宏宇说，李老师工作细致严谨。“我工作后写的第一份关于司法精神病的鉴定意见书，李老师逐字逐句修改。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份鉴定书，在研究所20年所庆的时候，我还拿出来做资料展览。李老师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治学态度都给我非常大的影响，后来我审稿改东西，也是逐字逐句去改。” “刚开始做司法鉴定时，我们看到的是表面现象，李老师却能入木三分看到本质。老师见微知著的本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唐宏宇举例说，他们曾到监狱给一位男性患者做鉴定，这位男子砍了妻子30多刀，将妻子砍成重伤，一开始跟这位男子交流时，看不出他精神异常，但是李老师一直跟这名男子聊了两三个钟头，最终了解到他是用刀背而不是刀刃砍伤妻子的细节，并得知其有幻听症状。“老师询问鉴定对象的很多问题，我们一开始都很难理解，后来我才发现，这些问题意义重大。” 在唐宏宇看来，老师的生活有时简朴得令人难以接受。他提到一个细节，老师吃饭特别简单，经常是老伴骑着三轮车到菜市场买点包子或者速冻饺子就解决一餐。唐宏宇说，“老师是典型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麻烦别人，其实老师桃李满天下，但是老师从来不麻烦他的学生。” ■李从培小传 1925年出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我国著名精神病临床专家，新中国司法精神病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作为中华医学会司法精神病学组的主要负责人，他直接领导和亲历了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历次重大决定。在我国司法精神病专业开创初期，他率先提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专业基本理论框架和基本工作方法。1990年代以来，他总结了几十年鉴定实践经验和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相继出版了数本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司法精神病专著。他从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工作40余年，主持鉴定2000余例。培养研究生和司法精神病专项研修生共30多名，其中不少已成为国内知名医院的专家和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