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侯云德：此生，和病毒鏖战 - 中国病毒学论坛|我们一直在坚持！

本文转载自“中国纪检监察报”，原标题为：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此生，和病毒鏖战。

我国生物医学领域杰出的战略科学家和卓越的科技工作者，我国分子病毒学和我国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我国现代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曾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三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发明三等奖1项、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0项、何梁何利基金医学奖、中国医学科学奖、第四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首届树兰医学奖等奖项。

SARS、甲流、H7N9、寨卡、埃博拉……这些病毒让人避之恐不及、谈之则色变。然而有一个人却甘坐冷板凳，与它们鏖战60余年，他奠定了我国分子病毒学基础，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时代，引领我国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他领导构筑了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历次重大疫情。他就是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

1929年7月，侯云德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现常州市武进区），家里经营钱庄，生活比较富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随家人逃难至苏北，家产也被洗劫一空。

10岁的时候，侯云德开始靠半工半读上学，他摆过摊、捕过鱼、养过鸡。生活虽然清苦，侯云德的学习成绩却很优异，中学时还跳过级。

受大哥侯钰德的一位医生朋友影响，侯云德在读初中时就立志学医。1948年，侯云徳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55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室工作，开始了漫长的病毒学研究生涯。

1956年，侯云德经过统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1958年至1962年，侯云徳在前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戈尔布诺娃教授研究副流感病毒。强烈的事业心和上进心激励他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常常工作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是全研究所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那段时间里，他一共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由于频频发稿，引起了前苏联《病毒学杂志》编辑的好奇，这位编辑还特意跑到病毒研究所询问：“侯云德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论文怎么会发表这样多？”由于侯云德突出的研究工作，研究所的同事遇到问题也常来请教这位“中国留学生”。

留苏期间，侯云德因研究仙台病毒取得开创性成就，前苏联医学科学院组织的专家组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他的副博士和博士论文，前苏联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几十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侯云德博士是我从事科研工作30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位如此优秀的科学家，这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病毒所的荣誉。”在庆祝侯云徳荣获博士学位的宴会上，他导师的激动与骄傲溢于言表。

“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造世界”，这句话侯云德常挂嘴边。在他看来，学习病毒学的目的就是要预防和控制病毒病，为人类做出贡献。

1962年，侯云德学成回国，在黄祯祥院士的支持下开展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病原学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然而他并不满足，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应当设法解决全国数以亿计的病毒病患者的痛苦。由此，他从基础研究转向了抗病毒药物研究，并选择人体的自然抗病毒物质——干扰素，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发现人脐血白细胞具有较强的干扰素诱生能力，在此基础上最终研制成当时可用于临床的干扰素制剂。由于那时的临床及人白细胞干扰素由人血制备，8000毫升血才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因此价格极为昂贵。“那时的干扰素药品100%靠进口，300元一支，一个疗程要花两三万元。”和侯云德一起创业的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永庆说。

为了提高干扰素的产量并降低其价格，侯云德团队经历无数困难，做了无数实验，终于在1982年，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型干扰素，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

“26年前，我们创业的时候，我去侯老办公室。他打开抽屉，指着里面的论文说，希望它们变成药，让中国百姓能用得上。”程永庆说，“现在，干扰素90%是国产的，价格下降了10倍，30元一支。但他又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希望价格能再降到20元、10元，让普通百姓都能用得起!”

侯云德积极推进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他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已转让给10余家国内企业，上千万患者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2008年，79岁的侯云德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专职技术总师。当时，距离“非典”疫情已经过去5年，然而他一天不曾忘，“‘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在历史上是可以让一个国家灭亡的，老的病毒控制了，还会不断出现新的，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

侯云德再次挑起重担，领导全体专家组设计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他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

考验很快来临。2009年，甲流在全球肆虐，国外死于甲流的人数以万计。在国务院领导下，我国建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成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任专家组组长。

“这个组长可不好当，相当于坐在火山口上，责任重大。一旦判断失误，防控不当，疫情就有可能蔓延。”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董小平研究员回忆说。

疫苗有了，怎么注射？当时国际卫生组织建议注射2剂，侯德云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新疫苗不加佐剂，仅需注射1剂。在疫情随时可能蔓延的情况下，侯云德这一提议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科学家要敢讲真话，为国家和人民着想，不能只计较个人得失。”侯云德并不是冒险，长期积累的经验告诉他，这一方案绝对可行。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认为一次接种预防甲流是可行的，并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这一年针对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

侯云德主导建立了覆盖我国所有省份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技术体系”，强化了72小时内鉴定152种已知病毒、147种已知细菌以及新病原筛查发现等多种技术体系。对传染病防控工作起到决定性作用，推动我国传染病防控事业进入了新时代。

每当谈及自己的科研成果，侯云德总是谦虚地说：“我做的都是分内之事，只是认真做了，并没有很特别。而且很多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是领头人而已。”

“宁静才能致远，严谨可以创新”是侯云德的座右铭。淡泊名利的他，在科研工作中总是乐于助人，将自己的技术方法传授给他人，从不留一手。

侯云德的学生段招军回忆说，在干扰素的研制中，从论文到新药，并实现药品的商品化、产品化、国际化非常不容易，有时连基本试剂都没有，而侯老从国外带回的各种宝贵试剂，谁需要他都给。

对此，侯云德说：“我国科学家应当团结起来，不能把持技术不外流，技术优势要靠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

作为我国病毒学学科的优秀教育家，侯云德非常重视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共发表论文500余篇，著书8本。1990年，他独自编著的105万字《分子病毒学》一书，是我国病毒学界最为全面、系统的一部分子病毒学专著，被奉为病毒学“圣经”。2001年至今，他亲自收集全球最新科研成果资料，编制生物信息数据库，截至目前已有555期，达数百万字，给相关科研人员提供了最及时、最前沿的科技信息。

对别人倾囊相授，对自己侯云德却很“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员说，尽管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云德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车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们问他想换辆什么车，侯先生说，带轱辘的就行。生病住院，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

而今，已届耄耋之年的侯云德仍然每天7点就开始工作，他密切关注国内外病毒学研究动向，关心和思考我国医学病毒学的发展方向。其志如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