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票上唯一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

rentianyixu · 发表于 2015-9-27 23:22:14

汤飞凡，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他用物理方法研究阐明病毒的本质。１９５５年他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是世界上发现重要

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他对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胜利后两次重建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机构——中央防疫处，并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研究机构和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持组建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品质量管理机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

汤飞凡，１８９７年７月２３日出生在湖南醴陵汤家坪。清朝咸丰以后，连年战乱、灾荒。汤氏祖辈多是读书人，不善理财，故而家道中落。其父汤麓泉是位乡绅，为维持家计设塾馆教书。汤飞凡是他的次子，幼名瑞昭。汤飞凡６岁时，就读于何忠善创办的义塾。汤何两家是几代世交，何忠善之子何键与汤麓泉过往甚密。何键除读经史外还修新学，见飞凡读书勤奋，认为是个可造之材，特地为他辅导算术和自然。汤飞凡天赋并不过人，但倔犟好胜，学习极为刻苦，进步很快。清末废除科举，汤麓泉决定送他进学堂。汤飞凡遂于１２岁那年随叔父到长沙，进了城南小学。

汤飞凡幼年常听父老谈论维新、改革，“学西方、学科学，振兴中华”。这些思想不知不觉地透进了他幼小心灵。他从小在家乡看到穷苦农民贫病交加，中国被人讥笑为“东亚病夫”，就立志学医，意欲振兴中国的医学。小学毕业后，由于没有学医的机会，他考进甲种工业学校。１９１４年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招生，汤飞凡报名投考。湘雅入学考试要考英语，但他没有学过，他未气馁，请求主考的美国牧师胡美暂免试英语，随后补考。胡美被他的勇气和决心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他终于被破格录取了。此后，他开始拼命学习英语，一年翻破了一本英文字典，眼睛也变成高度近视，终于克服了英语语言障碍。这件事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树立了一个信念：有志者事竟成！辛亥革命后，政府改革教育制度，汤麓泉只好解散塾馆，这样一来，汤家的经济更加困难，对汤飞凡和他弟弟（汤秋帆在武昌读文华大学）的学费，难以供给。汤飞凡在医院药房找了一个调剂生的工作，并当了英语家庭教师，挣了钱补贴自己和弟弟的费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班招生３０名，但经严格考试选拨，到１９２１年毕业时只剩下１０名，汤飞凡是其中之一。他这七载寒窗自然要比其他同学艰苦得多，但却锻炼了他的坚强意志。

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是微生物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大部分传染病的致病菌被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现，使汤飞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法国的Ｌ．巴斯德（Ｌ．Ｐａｓｔｕｅｒ）和德国的Ｒ．科赫（Ｒ．Ｋｏｃｈ）成了他最崇拜的偶像。日本有个北里柴三郎是科赫的学生，因有重要发现被称为“东方的科赫”。汤飞凡对人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一个‘东方的巴斯德’呢？”。他暗下决心，树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１９２１年，他自湘雅毕业，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该系的教授田百禄（ＣａｒｅＴｅｎＢｒｏｅｃｋ）注重实验，强调基本训练，凡来进修的都要从准备工作开始。这些工作简单而烦琐，日复一日地重复，十分单调。一般进修生把它看成是工人干的活，迫于规定，不得不走个过场。汤飞凡则不同，他干得非常认真，还常帮助做实验的人观察动物，作病理解剖，分析试验结果，很快引起了田百禄的注意，不久被提为助教。汤飞凡在协和进修三年多，读了许多书，扎扎实实地掌握了各种实验技术，并确立了他一生恪守的原则：搞科学研究必须手脑并用。

１９２５年，汤飞凡被推荐到美国深造，进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系主任Ｈ．秦瑟（Ｈ．Ｚｉｎｓｓｅｒ）教授是世界闻名的学者，他的研究重点正转向立克次体、病毒等微生物。他见汤飞凡训练有素，就叫他直接参加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此时病毒学正处于拓荒时期，汤飞凡参加了开拓者的行列。

１９２８年秋，汤飞凡接到颜福庆的信，希望他回国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任教。颜福庆是中国第一代现代医学教育家，曾任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校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当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他主张公医制，反对私人开业，这对汤飞凡有一定影响。颜福庆在信里没有向汤飞凡许诺什么“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而是如实地摆出了困难，希望他回国共图祖国的医学教育大业。汤飞凡本就有着振兴中国医学的志向，但只不过是抽象的理想，颜福庆的信将使他的抽象理想变成现实。汤飞凡在哈佛与Ｈ．秦瑟合作默契，研究工作进展很顺利。颜福庆的邀请使他心情十分矛盾，可是祖国的召唤使他下了决心，终于在１９２９年春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

汤飞凡到任时还没有细菌学系，更没有实验室。汤飞凡把自己的显微镜也捐了出来，才勉强装备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室。但他没有等待，他除了教学，利用简单的设备开始了研究工作，自１９３０年起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１９３２年医学院脱离中央大学而独立，更名为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为正教授。同年，他应聘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该所经费较充足，设备齐全，汤飞凡才有了进行较复杂研究的机会，他除了继续研究病毒外，还作了不少传染病病原学工作，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的研究，还开始了当时很少研究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几年，他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２０余篇，可谓一帆风顺，但八一三事变爆发，打断了他的工作进程。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到一个月，平津沦陷。８月１３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抵抗。上海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热爱祖国的汤飞凡再也不能安心于试验室的生活了，他走出试验室参加了上海前线救护医疗队，到离火线只有数百米的急救站抢救伤员。汤飞凡在医疗队日夜冒着炮火抢救伤员，三个多月里只回过两次家。他在前线虽时刻有被炮弹击中的危险，但目睹了许多战士英勇牺牲的情景，使他忘却了自己的安危，他感到心情开朗，精神振奋，似乎多年来因见国家、民族遭受屈辱而郁积起来的压抑一下子得到了抒发。上海沦陷，他回到租界，虽然生活安逸，但令人窒息的压抑却又无情地向他袭来。华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沦陷不久南京失守，日军向华中腹地步步逼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哪里还有心思搞研究！他对夫人何琏说：“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作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汤飞凡整天忧心如焚却不知干什么好，这时，正好接到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从武汉的来信，约他去长沙主持中央防疫处迁往内地的重建工作。中国连年发生战争和天灾，瘟疫流行猖獗，恢复防疫处显然是迫切需要。汤飞凡没有犹豫，携夫人奔往长沙，不久担任了中央防疫处处长。

重建生物制品生产研究基地

中央防疫处原设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１９３５年迁至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告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防疫处又于１９３８年春迁到长沙。汤飞凡到长沙时，防疫处已濒临解体。同年１０月下旬武汉告急，国民政府又迁至重庆，卫生署接受汤飞凡的建议，决定将防疫处迁往昆明。１９３９年初防疫处迁至昆明。

防疫处重建没有经费，汤飞凡到昆明时只剩下３００银元。他四处奔走，得到了云南惠滇银行行长缪云台和几位厅长的支持和帮助，借到一笔信用贷款，用很少的钱在西山脚下滇池边上高峣镇买到一片荒滩，建造房屋。他一边建新址，一边借省立昆华医院的房子制造一些简单的生物制品，直到１９４０年春天新址建成。

汤飞凡把钱集中用在主要的实验室上，其他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照当地农村的办法，建造简易房屋。迁入新址后，他亲自带领职工在业余时间铲除荆棘，种植花木，铺设道路。大家在欢乐声中建设自己的家园。防疫处附近没有医院，他设了一个医务室，由医学院毕业的人员轮流给当地居民看病，解决居民小伤小病的就医问题，他们还能接生。附近没有学校，他们办了一所子弟小学，规模虽小，但教学质量不低。那时昆明常遭空袭，各学校都将各种课程集中安排，教师每周只需在城里呆一两天，其余的时间住在乡间。防疫处请到了几位大学助教、讲师，小学也就是他们的家。教师、学生、家长关系融洽，孩子们在学校感到和在家里一样温暖。在这样的苦心经营下，职工的生活稳定了下来，但物价不断上涨，微薄的工资难以维持生计。在夫人何琏的倡议和带动下，汤飞凡组织家属养猪、养鸡、种菜，除满足了他们自己的消费外，还有剩余拿到城里去卖。时间不长，有些人家还有了小小的储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倒是件稀罕事。

汤飞凡没有因条件困难而降低科学标准和对工作的要求。他彻底改造了旧防疫处，停止制造过时的或证明无效的制品，参考国外的经验和根据本国需要增加了新制品，通过研究试验或引进，改革了旧工艺。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并支援了陕甘宁边区。这些制品因为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也被在太平洋战区作战的英、美盟军所采用。１９４３年，他们还制造出我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权威的英国《自然》杂志１９４３年有一篇关于该防疫处的特写：“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车间……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但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他有一个效率高的培养、分装和检定系统。尤其有趣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厂，能制造各种中性玻璃器皿。”文中还说：“故事本身说明了这个工厂的作风。若干月来，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检修，幸而没有发生事故。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溜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取水）。……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就自己制造。……”这段描写生动、真实，但还只局限于印象，实际上防疫处不仅是个“工厂”，它还是当时大后方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微生物学、免疫学的基地。当时曾在防疫处工作或学习过的许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骨干。

再次重建生物制品生产研究基地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卫生署决定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改名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呈准保留昆明处作为分处。昆明大部分职工都不愿离开，仅少数原从北平来的人员“复员”回到北平。

汤飞凡１９４５年秋到北平，发现原防疫处址已被日军在投降前破坏，必须重建。政府不给建设经费，需自筹经费，他又得第二次白手起家，经过奔走，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到几批面粉和一些剩余物质，又从美国医药援华会那里捐到一批仪器设备，用“以工代赈”的名义兴建新址。他尽量利用从旧建筑上拆下来的材料和设备，亲自审查设计图纸，并住在一间旧传达室里监督施工。他经常到工地巡视，那怕见到一根２尺长的管子也要捡起来交给监工。他的精神使承包商也很感动。新址于１９４５年冬开工，１９４７年元旦落成，共万余平方米，比旧址规模大而且有所扩展，增建了抗生素车间和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以及实验动物饲养场。

和在昆明一样，防疫处还是边建设边生产，１９４６年春天已恢复了牛痘苗等急需制品的生产，并支援解放区牛痘苗１０万支。新址建成后又增加了青霉素、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的生产。可是１９４６年６月内战全面开始。１９４７年防疫处新址落成不久，战争形势急剧变化，北平局势日益混乱，无法正常工作。１９４９年１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防疫处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继续担任所长。

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对人民威胁极大的传染病的流行。政府决定大规模施行预防接种，要求研究所扩大生产，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接受任务后，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在全所职工的努力下，制品产量１９５１年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７倍，１９５２年又比１９５１年增加了１３倍。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为了控制疫情，需大规模接种鼠疫减毒活菌苗。国内没有这种活菌苗，只好从苏联进口，仍不能满足需要。汤飞凡亲自领导一个组突击研制，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制造出菌苗９００余万亳升。共和国成立后遭到西方国家的封锁，但与亚非拉国家交往很多，非洲和中美洲许多地区有黄热病流行，到这些地区的人员需注射黄热病疫苗。此种疫苗国内没有，汤飞凡用１９４７年从美国获得的无毒病毒株１７－Ｄ，制出了活疫苗。为了扑灭天花，我国５０年代就实行普种牛痘。当时这个研究所是主要的痘苗生产供应单位。因为使用了汤飞凡研究出来的乙醚杀菌法，该所在简陋的条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产量，１９４９年底，每天产量已超过１０万支，为全国消灭天花作出贡献。我国在１９６１年就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１６年。

１９５０年卫生部筹划在全国建立六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并将生物制品划归国营生产，汤飞凡非常拥护这个计划，并提出一项重要建议：设立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的中央机构。这个建议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向重庆国民政府提出过，但未被理会。这次他的建议被马上采纳，卫生部就委托他筹建“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１９５１年该所成立，他临时兼任所长。汤飞凡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范——《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草案）。我国从此才有了生物制品质量管理的统一体制。

沙眼衣原体的发现

人民共和国经过经济恢复时期，各条战线形势大好。到了１９５４年，烈性传染病已被控制，防疫的重点转向常见的、多发的传染病。汤飞凡呈请卫生部批准他摆脱行政事务，恢复他中断了２０年的研究工作。获准后，他首先恢复了对沙眼的研究。那时沙眼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广泛流行，中国人口中有５０％患有沙眼，边远农村有“十眼九沙”之说，危害极大。

沙眼流行至少已有三四千年，自微生物学发轫之始已受到重视。１８８７年，微生物学创始人之一Ｒ．科赫（Ｒ．Ｋｏｃｈ）曾从沙眼病灶中分离出一种细菌——科－魏氏杆菌（Ｋｏｃｈ－Ｗｅｅｋ′ｓｂａｃｉｌｉｕｓ），认为是沙眼的致病菌，最早提出了沙眼的“细菌病原说”，但很快被否定了。１９０７年Ｌ．哈伯斯忒特（Ｌ．Ｈａｌｂｅｒｓｔａｅｄｔｅｒ）和Ｓ．普罗瓦采克（Ｓ．Ｐｏｒｗａｚｅｋ）在沙眼病灶中发现包涵体，认为可能是病毒，但未定论。２０年代中，Ｃ．尼古拉（Ｃ．Ｎｉｃｏｌｌｅ）证明沙眼材料用砂棒滤掉细菌仍有感染性，首先提出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说”，但未能证实。１９２８年野口英世从沙眼材料里分离出一种细菌——“颗粒杆菌”，认为是病原菌，重新提出了“细菌病原说”，此说曾引起广泛注意。１９３０年，汤飞凡和周诚浒曾重复野口的试验，却得到阴性结果。１９３３年，汤飞凡用美国保存的野口“颗粒杆菌”种进包括他自己在内的１２名志愿者的眼睛里，证明它不致病，又推翻了“细菌病原说”，“病毒病原说”重新占了上风。直到１９５４年虽然经过许多实验室的努力，因病毒未被分离出来，仍然不能定论。汤飞凡早在３０年代研究病毒性状和包涵体本质时已逐渐形成一种想法，即微生物在自然界是从小到大的一个长长的系列，在已知的病毒和细菌之间存在着“过渡的微生物”，如立克次体、牛胸膜肺炎支原体（ＰＰＬＤ）等。他认为沙眼病原体是比牛痘病毒更大的、接近立克次体的“大病毒”，许多性质近乎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病毒。循着这条思路，他制定了研究计划，同步进行了沙眼包涵体研究、猴体感染试验和病毒分离试验。为了保证病理材料可靠，他特别请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张晓楼鉴定所选的典型病例，从１９５４年６月开始了工作。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汤飞凡亲自带助手从同仁医院沙眼门诊取回材料２０１份，在４８例中找到包涵体，并发现包涵体有四种形态：散在型、帽型、桑椹型和填塞型，阐明了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澄清了自从１９０７年发现沙眼包涵体以来的混乱认识。他在论文里写道：“原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ｏｄｙ）和始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ｂｏｄｙ）均为沙眼病毒的演变形式……。原体代表静止，始体代表活动繁殖状态。原体变始体，始体又产生原体。……我们可推论沙眼病毒的原体侵入或被吞噬至上皮细胞内，即增大其体积变为始体，繁殖发展成散在型包涵体，以后继续发展成帽型或桑椹型，终至填塞型的包涵体。此时或在此以前，始体复变为原体，最后细胞被原体填塞以致破裂，原体涌出，再侵袭别的健康细胞，重复感染。”他实际上描述了沙眼病原体侵入宿主细胞后的发育周期，在沙眼衣原体分离成功后，已在人工感染和动物模型中被完全证实。现已知道沙眼衣原体的一个发育周期约为４８小时。

这一年，汤飞凡所进行的猴体感染试验也获成功。他和助手使猴子造成沙眼，从中发现：猴子与人的眼结膜解剖学构造不同，患了沙眼后症状也不同：没有瘢痕和血管翳。他们还在猴子的沙眼病灶中找到了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猴沙眼包涵体。

但是，这一年他们所进行的分离病毒的努力失败了。１９５１和１９５３年日本学者Ｓ．Ａｒａｋａｗａ（荒川）和Ｏ．Ｋｉｔａｍｕｒａ（北村）报告用幼鼠脑内接种或鸡胚绒毛尿囊膜接种法分离病毒成功，不过因为没有能够拿到病毒而未得到承认。汤飞凡认为用他们的方法分离出沙眼病毒是可能的。因为他相信沙眼与鹦鹉热和鼠蹊淋巴肉芽肿病毒性质相近，而后二者能在鼠脑内生长。于是他决定病毒分离试验先从重复荒川、北村的实验入手。但是一年中他和助手从２０１例典型Ⅱ期沙眼患者中取样，接种了２５００余只幼鼠，没有一只发生类似荒川、北村所描写的症状，没分离出一株病毒。试验失败了，汤飞凡虽没有完全否定用幼鼠分离沙眼病毒的可能性，但决定把它搁置起来，改用鸡胚来分离。

１９５５年７月，重新开始分离病毒试验，这次他没有采用荒川的绒毛尿囊膜接种，而采用了研究立克次体常用的卵黄囊接种。他分析了影响病毒分离的因素，认为除了选择敏感动物和适宜的感染途径外，还需抑制杂菌生长，决定在标本中加抗生素作为抑制剂，因为当时临床上已经知道链霉素治疗沙眼无效而青霉素有无疗效还不明了，所以选了这两种抗生素，没想到竟然那么顺利，只作了８次试验就分离出了一株病毒。

这个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被汤飞凡命名为ＴＥ８，Ｔ表示沙眼（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Ｅ表示鸡卵（Ｅｇｇ），８是第８次试验，后来许多国家的实验室把它称为“汤氏病毒”（Ｔａｎｇ′ｓｖｉｒｕｓ）。

虽然分离出了病毒但成功率太低，后来知道是因为青霉素能杀死病毒。他们改进了方法：取消了青霉素，加大了链霉素的量，延长了链霉素在标本中的作用时间，大大提高了成功率。用改进的方法，病毒分离率达到５０％，不到两个半月内又连续分离出病毒８株。试验成功了，有人建议汤飞凡赶快发表成果，因为世界上许多实验室在竞相分离沙眼病毒，不赶快发表，怕被人抢先。但作风严谨的汤飞凡没有同意，他认为还没有达到科赫定律的要求。科赫定律要求确定一种微生物是某种传染病的病原体，第一要能从相应的病例里分离出这种微生物；第二要能在宿主体外培养出这种微生物的纯培养；第三分离出来的微生物要能在另一健康宿主中引起典型的病变和症状；第四还要能把这种微生物从这个宿主中再分离出来。汤飞凡又做了很多工作，证明了ＴＥ８能在鸡胚中继续传代，用它感染猴子能造成典型的沙眼并能找到包涵体，能把它从猴子眼里再分离出来，得到“纯培养”。他还用分级滤膜（Ｇｒａｄｏ－ｃｏ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证明ＴＥ８是可过滤的并测出它的大小在１２０—２００纳米之间。然后，他才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发表了论文。最后，他又在１９５７年除夕将ＴＥ８种进自己的一只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并且为了观察全部病程，坚持了４０多天才接受治疗，无可置疑地证明了ＴＥ８对人类的致病性。

沙眼病毒分离成功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将长期处于低潮的沙眼研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英国李斯特研究所（Ｌｉｓｔ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的Ｌ．Ｈ．科利尔（Ｌ．Ｈ．Ｃｏｌｌｉｅｒ）１９５７年得到ＴＥ８和ＴＥ５后很快证实了汤飞凡等的工作。１９５８年他又用汤飞凡的方法在西非冈比亚分离出沙眼病毒。不久，美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国家与地区的医学家也相继分离出沙眼病毒。１９５８年，Ｂ．Ｒ．琼斯（Ｂ．Ｒ．Ｊｏｎｅｓ）在美国从一个患性病的妇女子宫颈中分离出沙眼病毒，解决了这种仅在美国每年就有上万人受害的性病病原问题。有了病原体便可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从而确定了沙眼和鹦鹉热及鼠蹊淋巴肉芽肿的病原体同属于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一组微生物。这导致了微生物分类的重大变革，增加了一个衣原体目，沙眼病毒正式改名为沙眼衣原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有了病原体可供试验，证明许多简单的方法，如干燥、日晒、热水烫、以及许多常用的消毒药都能有效地消毒，同时还筛选出许多特效药。沙眼的治疗和预防在短短几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壮志未酬

沙眼衣原体分离成功后，汤飞凡将研究重点转向当时对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威胁极大的麻诊和脊髓灰质炎。１９５４年Ｊ．Ｆ．恩德斯（Ｊ．Ｈ．Ｅｎｄｅｒｓ）发表了用组织细胞培养分离麻疹病毒成功的报告。汤飞凡认为这是病毒方法学的一个突破，必须尽快掌握它。１９５５年，他就领导闻仲权开始建立了人胚和猴肾细胞的组织培养。１９５８年，在他的指导下吴绍元分离出我国第一株麻诊病毒Ｍ９。组织细胞培养技术的建立，不但使麻疹病毒分离成功，而且为制造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疫苗奠定了基础。

汤飞凡自从１９５４年恢复研究工作以来，成果累累。他眼看着一些年轻人在他的手下茁壮成长，十分高兴。他对夫人说：“到底是在新社会，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顺利地作出这么多工作”。可是，一场悲剧突然发生了。他在“拔（资产阶级）白旗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批判，于１９５８年９月３０日清晨自杀。噩耗传来，人们不肯相信，像他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怎么会选择自杀的道路？也许正是他倔犟的性格和强烈的自尊心使他宁愿庄严地死去，也不甘无端的受辱！

汤飞凡的学术成就不只是沙眼病原体的发现。他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就有过重要贡献。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中，当时甚至病毒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还在争论，那时还没有电子显微镜、超速离心机等现代化仪器设备。汤飞凡和秦瑟利用砂棒滤器、普通离心机等简单设备，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的、能离心沉淀的、能自我复制的、有生命的颗粒，是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火棉胶膜），并用它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汤飞凡也是最早研究支原体的科学家之一，１９３６年和他的学生魏曦首次描述了支原体的五个形态不同的发育阶段：颗粒状、丝状、分枝、成链和崩解阶段，阐明了支原体的生活周期。汤飞凡是一个前程远大的科学家，他的过早逝世是我国和世界科学界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

凡是知道他的人没有一个不惋惜，说他不应该死，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他更加怀念。正在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多么需要这样的科学家！国际学术界没有忘记他，他死后许多年里还不断有外国科学界人士询问他的情况和通讯地址。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爵士在得知他的死讯后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封信里说：“回顾能结识你们国家的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感到荣幸。”他称赞汤飞凡是“１９世纪英国谚语里的‘人类的朋友’”，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１９８１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他颁发了沙眼奖状和奖金；１９８２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汤飞凡短短的一生能有这样的成就是和他有一位忠贞的伴侣分不开的。他的夫人何琏在他的生前，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事业上给他以无条件的支持。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放弃在上海租界里有洋房、有汽车的优裕生活，随丈夫到艰苦的大后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汤飞凡接到英、美好几家大学的聘请，本来准备移居海外，这对何琏来说是十分自然的选择，因为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国民党将领何键，共产党来了会对她怎样，不能不使她担扰。但是因为汤飞凡不愿意离开祖国去寄人篱下，她支持他的决定，和他一起留在大陆。汤飞凡死后，她为了维护他的名誉和保卫他的学术成果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

为纪念他的卓越贡献，邮电部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发行了汤飞凡纪念邮票。

简历

　　１８９７年７月２３日　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家坪。

　　１９２１年　毕业于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获医学博士学位。

　　１９２１—１９２４年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后任助教。

　　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深造并工作。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年　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称上海医学院）副教授、教授，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

　　１９３８—１９４８年　任中央防疫处（中央防疫实验处前身）技正、处长。

　　１９４７年　当选国际微生物学会理事。

　　１９４９—１９５８年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　主持组建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现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一度兼任该所所长，主持制订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范—《生物制品制造及检定规程》（草案）。

　　１９５２年　任中华医学会细菌战防御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