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原体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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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哲第一次听到汤飞凡的名字，是在1986年10月。
　　当时24岁的王哲，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一名研究生。那天在班车上，一位他向来很敬重的老师突然大发感慨道：“如果汤飞凡不死，肯定能获诺贝尔奖！”

　　“一心想着出人头地”的王哲，并没“太把这个前辈放在心上”。毕业后，他一度成为中国防治艾滋病最为年轻的专家，后又前往美国进行深造。

　　一直到17年后的2003年，身处美国的王哲才又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当时，一场“非典”肆虐了大半个中国，中国的防疫系统“笨拙无力”，卫生部一位老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禁不住叹息道：“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当天，王哲打开网上搜索引擎。他本以为在信息爆炸的年代，搜索这个“理应很重要”的名字，会有千百条详细的资料。不料他查询之下，仅仅是“有限的干巴巴的几条”。

　　在查阅了大量史料、寻访了许多见证人后，王哲“惭愧地发现”，原来在上个世纪中期，这个名字曾声震海内外。

　　汤飞凡（1897年—1958年），湖南醴陵人，病毒学家，国际公认的“衣原体之父”。

　　1938年，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自武汉发信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汤飞凡，此时刚接到英国一家研究所的聘书，月薪600银元，但他当即辞去这份工作。

　　此前，汤飞凡就曾以医生的身份，参加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前线医疗救护队。他所工作的救护站一直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数次几乎被击中，但身高1.60米的汤飞凡却镇定地说：“我干这个最合适，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

　　无论是学养，还是胆识，颜福庆都为中国唯一的官方防疫机构找到了最合适的领军人物。

　　前方战事紧，许多将士因伤口发炎死去，急需青霉素。但青霉素的具体生产工艺在国际上也属军事机密。加上中央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汤飞凡日夜奋战，通过研究一名下属受潮的皮鞋上的一团绿毛，最终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两万单位的标准青霉素。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天下。

　　《科学》杂志（《Nature》，英国知名国际性科技期刊）1943年专门撰文介绍中央防疫处，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这个“世界上最让人吃惊”的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胃酶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的胃里提取……

　　汤飞凡的同事告诉王哲，当年，尽管中央防疫处条件简陋，但汤飞凡的要求极为严格，他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实验室里到处摸。最初员工们都用鸡毛掸子打扫，被他劈头盖脸地训斥。

　　在这种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多数把日本作为较量目标。上世纪30年代，日本科学家野口英世曾声称自己分离出了沙眼病毒。这一发现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却受到汤飞凡的怀疑。从1932年到1935年的3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彻底推翻了野口的“发现”，英世就此从细菌学教材中消失。

　　1954年，汤飞凡恢复了因抗战而中断近20年的沙眼病毒研究。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沙眼。在其后的40天内，他坚持不做治疗，红肿着眼睛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解决了数十年来关于沙眼病毒的争论。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被称为“衣原体之父”。

　　让王哲不平的是，1979年，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完成了一部关于野口英世的长篇小说，使野口英世被日本人重新发现，并受到了极高的尊重。如今，野口英世在纽约的墓地成为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的日元上也印上野口英世的头像。而这场较量真正的胜利者汤飞凡，却逐渐被国人遗忘。

　　“从他死去至今，中国再没有在微生物领域有过世界级的成就，我们被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远在美国的王哲，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

      来源“ 金羊网 -- 羊城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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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眼，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染性眼病，临床表现为怕光、疼痛、流眼泪，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失明。然而，沙眼的病原体是什么？“细菌病原说”与“病毒病原说”争斗不休。19世纪末，德国科学家、微生物学创始人之一科提出了沙眼的“细菌病原说”。20世纪20年代，法国学者尼考勒证明沙眼材料经过砂棒过滤，除去细菌后仍能感染，推翻了“细菌病原说”，第一次提出了“病毒病原说”。1928年，日本学者野口宣称从沙眼中分离出一种叫做“沙眼杆菌”的粗颗粒细菌，并重新提出了“细菌病原说”。1936年前后，汤飞凡以自己的实验，证实了野口的错误结论，在汤飞凡看来，沙眼的病原可能是一种类似立克次体的大病毒。但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汤飞凡中断了研究，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1954年，汤飞凡重新回到了中断近20年的沙眼病原研究。1955年，他和助手黄元桐得到北京同仁医院张晓楼教授的协助，由医院门诊部选出适合培养的沙眼标本，提供给他们进行培养。在实验中，汤飞凡不断总结经验。他常和同事们讨论这样的问题；和沙眼病原体同类的鹦鹉热病原体，早就用小白鼠和鸡胚分离成功，而为什么沙眼病毒学说提出几十年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分离出一株“沙眼病毒”呢？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一个新的线索：分离不出沙眼病原体，会不会是作试验时使用了青霉素和链霉素的结果呢？根据临床经验，青霉素可以抑制革兰氏阳性细菌生长，链霉素可以抑制革兰氏阴性细菌生长。病毒学家又一致认为，各种病毒对所有细菌性抗生素都耐药。因此，那时国内外分离病毒有个常规，都要使用青霉素和链霉素。分离沙眼病原体也不例外。当把沙眼病人的结膜材料接种到鸡胚上去时，也要加入青霉素和链霉素，为的是控制眼结膜里夹杂的细菌感染。但是，汤飞凡提出了问题：“沙眼病毒”是不是同其他病毒不一样？有没有可能“沙眼病毒”对抗菌素是敏感的，在做试验的时候被青、链霉素杀死了，所以分离不出病毒株来呢？带着这些疑问，汤飞凡对实验方法进行了改正，1956年6月12日，他分离了人类第一株沙眼病原体。
     汤飞凡命名第一株沙眼病原——TE8（T表示沙眼Trachoma，E表示鸡卵Egg，8是第8次试验），被许多国家的实验室称为“Tang’s virus”。 用汤飞凡的毒株，英国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工作，从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接下来，他们用汤飞凡的方法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汤飞凡发现沙眼病原体对青霉素敏感的事实，却并没有意识到他分离的“沙眼病毒”，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没有细胞壁的革兰氏阳性细菌。1973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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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飞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培养出沙眼病毒的人，他的成功结束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沙眼病原学的争论，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汤飞凡的沙眼衣原体分离培养成功以及其微生物学性质的研究成果，建立了科学的沙眼病毒病原学说，增加了一个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衣原体”目。同时促进了对沙眼的传染、免疫、诊断、预防和治疗诸方面乃至衣原体学的研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这一研究成果推动了世界范围的沙眼研究工作，他所发表的沙眼衣原体分离培养方法纷纷被世界各国所仿效，中国提供的沙眼衣原体TE55株，被用作国际标准参考株。汤飞凡的沙眼衣原体的分离培养成功，被作为1958年世界医学界十大事件之一而载入世界科技史册。  
    鉴于汤飞凡教授这项研究的重大价值与特殊意义，国际沙眼防治协会于1981年授予汤飞凡一枚金质奖章。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评论汤飞凡说：“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1992年邮电部在发行第三组《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时，其中一枚面值30分的就是纪念汤飞凡教授在发现沙眼病毒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

   这枚邮票呈淡粉红色，背景是国际沙眼防治协会追授的那枚金质奖章，汤飞凡头像温文尔雅，注目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