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筛查的“益”与“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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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和HPV病毒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二大最常见的妇科肿瘤，全世界每年有超过50万宫颈癌新发病例，每年约有26万女性死于子宫颈癌。在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状况的国家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着显著的差别，其中80%的病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每年约有15万宫颈癌新发病例，每年约有8万人死于子宫颈癌，其死亡率居妇科肿瘤的第二位。近年来，宫颈癌病人数目在逐渐上升，并呈年轻化的趋势。

　　宫颈癌也是目前所有癌症中唯一病因明确的癌症，经过大量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研究证实，宫颈组织发生癌前病变直至发展为浸润性癌症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持续感染有关。HPV病毒属于乳头多瘤空泡病毒科病毒属，是一种小型、无外包膜的环状DNA病毒。HPV感染主要是上皮组织，具有高度的宿主特异性，对人体特异部位的上皮细胞具有亲和力。在已发现的120多种HPV基因型中，有14种亚型（16、18、31、33、35、39、45、51、52、56、58、59、66和68）在大多数子宫颈癌中会出现，被认为有高危型致癌风险。

　　数据显示，从高危型HPV病毒持续感染到发生宫颈癌，时间跨度可以达到6-10年。所以有效、积极地开展宫颈癌筛查，早期发现并及时干预，能够显著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目前宫颈癌筛查的主要的两大技术是细胞学检测和高危型HPV病毒检测。

亚洲部分国家宫颈癌发病率随着有效筛查的开展而显著下降：每100,000人的年龄标准化率

　　宫颈癌筛查的“益处”在于筛查技术的敏感性，就是发现那些有可能发展为癌症的高级别癌前病变及已患浸润性癌的人群，给予其及时的治疗。数据显示，即便是已发展为宫颈癌，早期治疗5年生存率可达到100%。全球近40年来的宫颈癌筛查结果也表明，开展宫颈癌的筛查可以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病与死亡率。在中国，自开展细胞学检查以来，20世纪90年代死亡率较70年代降低了约64%。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不当和过度的筛查，影响了筛查的特异性，也会给人们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特别是HPV病毒的检测，阳性结果中，包含大量一过性感染（无高级别病变），会导致“患者”不必要的心理压力，由此带来后续不必要的创伤性检测（阴道镜和组织活检），对患者身体造成伤害，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并引发一系列家庭和医患关系等社会问题。

　　所以，对于宫颈癌的筛查，我们既要 追求“益”，同时也要关注“害”，2013年由美国癌症学会（ACS）、美国阴道镜检查与宫颈病理学会（ASCCP）和美国临床病理学会（ASCP）共同提出宫颈癌筛查的最佳策略 “筛查益处的最大化、筛查潜在危害的最小化”，既“发现那些有可能发展为癌症的宫颈癌前病变，同时也要避免对一过性HPV病毒感染导致的良性病变的检测和过度治疗”。这需要我们采用更精准的筛查技术和方案，关注“病变”，而非“感染”。

　　美国Hologic?公司新一代Aptima?HPV以HPV致癌蛋白基因E6 E7mRNA为目标检测物，与高级别病变相关性更高，其在欧美国家临床实践中已显示出与第一代HPV DNA检测同样的临床灵敏性和更卓越的临床特异性，保持了DNA的“益”，减少了DNA的“害”，可为中国实现精准的宫颈癌筛查提供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