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型肝炎患者为什么男性较多

marine0425030

乙型肝炎患者为什么男性较多？

下面是摘抄的一种解释，请大家各抒己见，发表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undefined

从性别来说，乙型肝炎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表面抗原携带者男性亦多于女性。大多数认为男性受感染的机会较多，男性感染乙肝病毒后不容易将病毒消除，而易成为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且易转成慢性肝炎、肝硬化；而女性感染乙肝病毒后易产生免疫力，将体内病毒清除，因此，表面抗体阳性率高于男性。一般统计表明：男性肝硬化是女性的3~4倍，原发性肝癌男性也是女性的4倍以上。
对这个性别差异问题，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乙肝表面抗原发现者，美国科学家龙伯格对此现象提出了一个尚未证实的“男性相关抗原”假说。此假说认为，男性组织中有与乙肝表面抗原共同的抗原成分。因此感染乙肝病毒后，免疫系统把它当成“自身”组织抗原，而与其和平共处。这就是说，男性感染乙肝病毒后，不容易清除而易成为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相反，女性组织中与乙肝表面抗原没有共同的抗原成分，故感染后免疫系统将其视为“非已成分”与其殊死搏斗，将病毒清除，并以体内产生表面化抗体为结局。有人认为，男性多于女性是男性社会交往多，感染机会多所致。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肾移植者中，男女感染机会相同（如输血、血透析、手术等到），但男性易成为携带者而女性就较少。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移植男性肾脏就容易成活。而乙肝表面抗原阴性者，移植男性肾脏就易产生排斥反应。从现象看，似乎乙肝病毒确有“嗜男性”的特点。总之，对乙肝患者男女性别之悬殊现象，不久将会随着医学发展，作出科学的解释。


发表于 2008-4-29 12:21 我容易吗我

marine0425030

WWWKKK3 回复

乙型肝炎的发病率男多于女。

在河南省人群大面积抽样调查发现，人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男性１８．８％，女性１５．６％；而乙肝显性现患率男性却比女性多１倍。

临床上急性乙肝的治愈率女比男高，乙肝表面抗体转阳亦是女高于男，而慢性乙肝和肝癌的现患率则又是男多于女，这种性别上的差异可能与类固醇性激素和自体免疫等因素有关。

http://www.99hbv.com/html/200610/11/200610116409.htm

marine0425030

WWWKKK3 回复 于 2008-4-29 23:41

下面找到个有意思的
姐妹少 光棍多， 乙肝病毒是元凶
来源：《财经》杂志
笔者曾以《光棍多，麻烦大》为题，据赫迪逊教授的《光棍》一书，简略分析了内地男多女少的后遗症。现在要谈的是“姐妹少光棍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按照传统智慧，由于男孩是劳动力，女孩为“赔钱货”，在穷困落后的农业地区，双亲便会残酷地杀死女婴，或在测知性别后设法使她“胎死腹中”。     

这种说法不是想当然，而是由学者专家所确定。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 森（Amartya Sen）1990年便在著名的《纽约书评》上发表长文，指出因此而“失踪”（一度“有生命”的女胎和女婴被人为地结束性命）的女性，仅在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便达1.07亿之众。     

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上述地区的“失踪女性”数字亦在五六千万之间。     

可是，这种人们深信不疑的假设，被一名年仅25岁的哈佛经济系（研究专业之一为“传染病经济学”）博士生艾米莉奥斯特（Emily Oster）推翻。     

她的博士论文《乙型肝炎病毒（HBV）和失踪女性个案》（《Hepatitis B an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Women》）指出，受抗乙型肝炎疫苗发明人布伦伯教授（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在《乙型肝炎——追踪杀人病毒》（Hepatitis B：The Hunt for a Killer Virus,1998）一书“怀疑”携带乙型肝炎病毒者倾向于生男孩的启发，她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结论是：“姐妹少光棍多”的主因是乙型肝炎病毒，其他原因（如经济学家的种种假设）反成次要！     

奥斯特女士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男女婴孩的出生率几乎一致。     

以美国为例，平均而言，男婴女婴比率为1.05：1，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7.43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4.3岁、女性为80.36岁）。男性先女性而去，意味女性人数慢慢追上男性，到了“成熟阶段”，男女性人口遂呈绝对平衡的“一对一”。     

一项1972年在希腊进行的调查显示，带有HBV的双亲诞生的男女婴比率为1.85：1，与不携带此病毒者的1.13：1相去甚远。此后，科学家在其他六个地区进行类似调查，均得出相同结果——带HBV双亲所生婴儿的男女比率为1.55：1。     

1982年，中国男女婴出生率为1.09：1，奥斯特相信这是HBV比较普遍（约占人口10％－15％有此病毒）的“生物后果”。在往后的人口调查中，男女婴比率不断扩大，1989年为1.13：1，2000年为1.18：1。     

但是，这些数字不能全部归因于HBV，因为这段时期HBV疫苗开始应用（美国阿拉斯加和台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民注射抗HBV疫苗，男女婴比率差距明显拉近），因此携带HBV者所占人口比例不致上升。     

在这种情形下，男婴所以仍然比女婴多，主要是父母人为地“选择后代性别”所致。医疗科技的进步、比民间验方准确的超声波诊断仪的普及，使人们在怀孕早期已能分辨胎儿性别。     

由于仍履行“一孩政策”，那些受“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影响的父母遂把女胎“打掉”，结果形成“姐妹少光棍多”的“结构性人口问题”。     

奥斯特研究传染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乙肝病毒才是男多女少的“元凶”，看似小事一桩，却是经济学界的头等大事。     

因为以写《家庭论》（The Treaties of Family）享盛名、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贝加（G. Becker）为首的理论家，均在“未来赚钱能力”上大做文章。     

这就是说，他们相信因为男婴成长后对家庭经济有较高的“回馈”，因此双亲倾向虐待（mistreatment）、谋杀女婴或把女胎“打掉”。这种种不人道行为，从家庭经济角度，俱被视为“理性动机的性别选择”（rational motivation for sex-selection）；但从人道立场出发，杀女婴者残酷不仁。     

中国农村时闻杀女婴的事例，但绝不如过往学者所说的普遍，农村中“光棍多”，75％是因HBV十分普及所致（孟加拉、埃及和西亚诸国“失踪女婴”的成因20％-50％来自HBV，全球的平均数为47％）。     

换句话说，中国农村人为地消灭女婴并不如传统经济学家指称的那样严重，中国人也不如他们说的那么没有人性。(林行止，作者为香港《信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