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AIDS) (二，一个病毒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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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问你从哪里来？


      根据联合国有关方面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最新统计，从1981年以来，起码有二千五百万人死于艾滋病，高一点的估计是三千二百万人。仅非洲就有一千二百万儿童因为父母死于艾滋病而成为艾滋孤儿。每一天，全球有大约八千五百人死于艾滋病，是全球范围的第四大死因。根据WHO2006年的报告，2006年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数为290万，全球感染艾滋病毒的和艾滋病人的总数约为3300万，仅2006年这一年，就有250万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全球用于艾滋病预防控制的经费从2001年到2005年增长了五倍，为83亿美元。

      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艾滋病已经杀死了三千万人口，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和鼠疫、天花、大流感比较起来，还是很逊色的。不过这才是刚刚开始，因为艾滋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被艾滋病毒感染的人除了极个别的之外早晚都会死于艾滋病，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还有四千万被判了死刑的人。这四千万人在有生之年还会感染其他人，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会越来越多，如果失控的话，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膨胀。

      不要说西方社会，就是现在中国社会，艾滋病也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俗话说没有吃过猪肉，难道没有看过猪跑？中国人即便周围没有艾滋病病人，也听说过艾滋病，艾滋病的阴影越来越浓重。

      艾滋病的早期历史其实是人类历史上其他传染病早期历史的缩影，所不同的是由于地球的人口膨胀和加速的全球化，使这段时间从成千上万年变成几十年，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新的烈性传染病从诞生到传遍全球的例子。艾滋病出现之时，正值分子生物学技术得到完善之际，因此我们得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基本上画出了一张艾滋病毒的迁移图。

      艾滋病究竟是怎么来的？或者说艾滋病毒是怎么进入人类的？

      自从艾滋病出现后，各种说法很多，甚至有人认为是美国人咖啡喝得太多造成的，但是归结起来，像样的有以下三类说法。

      主流的说法叫自然发生说，盖洛是最先提出这个说法的人。这种说法认为艾滋病毒在动物体内存在了很久，只不过近代发生了变异，能够在人类中传播，引起全球范围的艾滋病的流行。动物中最大的嫌疑是非洲的黑猩猩。这一说法是学界的正统说法。

      第二种说法叫失误说，是由于近代医学发展和全球计划免疫中的失误造成的。其中说得最像真的是1999年一个叫爱德华·胡珀的美国记者出的一本叫《河流》的书，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美国费城的威斯塔研究所用黑猩猩的肾脏生产了几批小儿麻痹疫苗。在1957年到1961年之间，大约有一百多万非洲人接受了接种。因此艾滋病就这样开始传播了。

      第三种说法叫人为说，又细分为无意的和有意的两类，都把矛头指向美国。无意说是日本提出来的，可能是不敢太造次吧，他们认为是因为基因工程的原因，在试验中无意中制造出一个魔鬼。有意说则以俄国和东欧国家为主，指责这是美军的生物武器，没想到泄漏了，成了全球灾难，更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盖洛曾经参加过这类项目。

      先看看最耸人听闻的第三种说法，萨斯出来后也出现这种说法，很迎合凡事阴谋论和科学灾难论的思路。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有，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无意造出来的可能。现在反基因工程的声浪很高，这也是其中的忧虑之一。但是，这种可能是非常低的，夸大基因工程副作用的都是看了几本简介的纸上谈兵，真正作这一行的就不一样了。

      病毒在自然界的变异可以说是一个长期无序的撞大运的过程，实验室的条件单一，很难有这种机会。就拿艾滋病毒来说，我在科研中也曾人工合成了杂合的艾滋病毒，但是艾滋病毒一旦在体外传代繁殖，其对人的感染性就弱了很多，变得适应容易体外细胞株了，和刚刚从病人身上分离的病毒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有意制造生物武器的话倒希望大一点，可是美军选这种难以存活的而且自己也无法抵抗的东西作为致胜武器是不是有些缺心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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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猩猩的屁味如果闻了1300次的话应该有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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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说法貌似有道理，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可是调查发现当年用的是短尾猴肾而不是黑猩猩的肾，这种猴是不能被猴艾滋病毒感染的。威斯塔研究所赶紧找到了当年样本，邀请英国、法国、德国的同行对样本进行了分析，没有发现任何黑猩猩或是HIV的踪迹。而且人们从1961年以前保留的血样中查出HIV抗体，证明艾滋病毒是在这之前就存在着，使这种说法成为另外一个笑谈。不过胡珀和其他觉得发现真相的外行一样，更加坚信真理掌握在他手中。

      于是，自然发生说就成为唯一的答案了，科学家也的确把HIV联系到了黑猩猩身上。这中间包括很艰苦的野外作业，就是从黑猩猩体内发现SIV，然后分析两者的相关性，难度在于怎样取代黑猩猩的样品。在殖民时代很容易，扛着枪到非洲丛林里见着猩猩就开枪。可是现在是动物保护时代，喀麦隆政府容许采样，前提是在采样中不能伤害黑猩伞Ｈ绻挖猩猩客客气气的商量，很有可能被猩猩拍死。科学家花?年琢磨出来的办法是从黑猩猩的粪便提取样本，这活穿白大褂的干不了，得雇用探险者。于是非洲的黑猩猩开始迷路了，一向靠拉屎做路标的，现在没等风干就不见了。

      一群非洲丛林环卫工人闻了1300个猩猩的屁味，终于采齐了样品，经过检测，从一部分猩猩的样品中发现SIV的痕迹，并分析出了序列，也就是病毒的核酸是如何排列的。接下来，把这些序列输入一个叫基因库的数据库里面，就可以分析了。

      分析的学问就更大了，分析人类的基因相关性很容易，知道死的时候的年龄就成。可是想分析出哪个病毒更为原始、谁是从谁演变的就很困难了，好在有高人编了一套程序。

      编程序的这个高人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也就是李文和涉嫌盗窃高级机密的地方。那地方果然有机密，居然能编出这样的程序，什么原理哪？当年我们手里也有上千个序列，老板也打算用这个程序看看巴尔地摩的吸毒者的社交情况。按步就班一运行，病毒的家族树就出来了，好像和肉眼分析的有些不一致，这程序到底什么原理呀？老板说，过几个月高人在某处办讲座。到了日子你去听听，进去的时候一脑门糨子，出来的时候糨子一脑门，唯一的感受就是中国科学院的数学所应该把他请去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后来学校的一位特著名的大老板谈到这位高人的程序时，用无限敬仰的口气介绍：这个分析工具之所以得到艾滋病毒研究界的公认，就是因为除了编程的人之外就没有人能搞明白其原理。

            就是用这个分析程序，科学家们得出人的艾滋病毒是从黑猩猩的艾滋病毒演化来的结论。非洲的四种黑猩猩里，有两种能被SIV感染，其中喀麦隆的黑猩猩的SIV是HIV-1的起源。此外也计算出SIV病毒发生变异，以HIV-1的形式进入人体的时间发生在1910年到1930年之间，地点在西南非洲。至于SIV变成HIV-2进入人体的时间，因为两者更为接近，计算得更为准确，HIV-2A和2B分别于1940年和1945年从黑白眉猴到人。

            HIV-1的危险性比HIV-2大得多，人们现在谈的艾滋病毒基本上说的是HIV-1型病毒。1910年到1930年这个时间段可信度很高，因为这个年代正是其他瘟疫高发的年代。1910年东北第一次鼠疫大流行，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1920年东北第二次鼠疫大流行，表明地球的生态环境处于一种刺激细菌和病毒的状态，于是在人类的故乡，有一种病毒发生了突变，这种突变和数千年前天花病毒发生的突变一样，也和1918年禽流感病毒发生的突变一样，更和几年发生的萨斯病毒的突变一样，突破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

            那么黑猩猩体内的病毒是不是就是源头哪？黑猩猩的SIV在黑猩猩群内肯定存在了不少年头了，反正这种病毒对黑猩猩没什么危害。科学家继续刨根问底，发现黑猩猩的SIV其实是一种重组病毒，很可能是由红冠白脸猴的 SIV和大斑鼻猴SIV重组的。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黑猩猩和多数的人一样是吃肉的，今天吃红冠白脸猴，结果感染了它的SIV，明天吃大斑鼻猴结果又感染了它的SIV病毒。两种SIV病毒黑猩猩体内相爱结婚，生下了黑猩猩的SIV病毒。这种SIV因为是杂交的，所以适应性强，而且也善变，在1910年到 1930年期间摇身一变，从此进入了人类。直接从猴来的HIV-2因为没有这个杂交过程，所以在人类中的毒力平平。

      让我们退一步，就算变异发生在1930年吧，70多年里，艾滋病毒是怎么样地从中非或者西非莽原上，进入人类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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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个病毒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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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十年前在中西非草原上变异的艾滋病毒是怎么进入人类的？

      艾滋病毒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病毒，离开的机体后存活的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它进入人类一定要靠猩猩和人类极其密切的接触。

      现已得知的艾滋病毒传播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血液传播，二是性交传播，三是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包括输血过程的感染，和静脉吸毒者通过共用注射针头而传播等。这种方式最有可能是艾滋病毒从黑猩猩进入人类的传播方式。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某位猎人去猎黑猩猩。一般来说传统的非洲猎人是不屑用现代化武器的，也许根本不会用，全靠弓箭和矛与猩猩搏斗，关键时刻还得肉搏。这样就会出现三种情况，最好的结局是伤痕累累的猎人把黑猩猩打死了，最坏的情况是伤痕累累的黑猩猩把猎人打死了，不好不坏的情况是伤痕累累的猎人和伤痕累累的黑猩猩谁也没打死谁，各自找地方养伤去了。

      这三种情况都会发生人和猩猩之间亲密的血液接触，猩猩的血液很可能进入人体，除了最坏的情况发生，猎人回不去了以外，其他两种情况都可能把艾滋病毒带回去，然后通过性交再传染别人，因为非洲人的性行为用文明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是极端开放的。

      从猩猩到人的传播说起来简单，但成为现实就难了。即便是上述情况发生，那只猩猩体内未必有变异的病毒，有病毒也未必能传过去，传过去了也未必能再传给其他人，即便是传开了，那靠打猎的部落也没多少人，最多全死了，很难传到外界。因此专家认为，变异出现以后，这种传播发生了很多次，直到其中一次成功地从荒原进入城镇。专家还认为，在1930年以前，这类致命的变异猩猩体内发生过多次，只不过没有机会传到人，也就自生自灭了。

      1959年，刚果的一名男子死因不明，尸检发现患卡氏肺孢菌性肺炎。为了进行疟疾研究，保留了病人的血样。艾滋病毒血液检测方法建立后，这份血样确诊为HIV阳性，这是现存的最早的艾滋病毒感染样本。

      10 年后，美国圣路易的一位15岁的黑人孩子也是死因不明，尸检发现多处卡波氏肉瘤。病人患病已经三年了，据了解是同性恋。其身体的一部分器官被冷冻保存在亚利桑那大学。1984年，医生对保存的样本进行了多种检测，发现存在几种同性恋者常见的病毒抗体。1989年进行艾滋病毒检测，确认阳性。这位黑人少年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也没有输过血，可以肯定是经过同性恋这种性接触方式感染艾滋病毒的。也就是说，在1966年前，美国就有不止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但是迄今为止没有查清这条线索。

      又过了7年，一位挪威海员依旧死因不明，出现现在看来肯定是艾滋病的症状，包括卡波氏肉瘤。此人在六十年代初经常远航非洲，和很多女人发生性关系，其中包括很多妓女。估计他是在1961年于喀麦隆感染艾滋病毒的。1968 年他改行当了卡车司机，在欧洲大陆到处嫖妓，把艾滋病毒到处散发。从1966年开始，他已经出现症状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几年后也相继发病，他死后第二年，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相继去世。

      也就是在这一年，上一章介绍了的瑞斯克医生去世。

      1978年，一位葡萄牙人被确定为第一例HIV-2的感染者。与此有关，美国的同性恋者和海地移民中开始出现病例。

      20年，艾滋病毒走出了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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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短暂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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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的证据可以看出，艾滋病毒先在非洲蔓延，然后几乎同时进入美国和欧洲。由于美国的健全的卫生防疫系统，在八十年代初期艾滋病的病例统计得最全面，以致于人们认为这个病是美国所特有的，或者是先在美国出现的。艾滋病在美国先在同性恋人群中流行，新的病例越来越多，而后进入吸毒人群，尤其是大城市的黑人之中。以巴尔地摩为例，艾滋病很快称为黑人青壮年死亡的最大原因，随后通过异性交在其他人群中传播。最引人注目的是经常出现名人明星患艾滋病的消息，今天是跳芭蕾的明星，明天是拍照片的大腕，最后连球星也艾滋了。

      欧洲的流行则主要是通过异性传播的途经，因此也总结出异性传播的机率，相对于同性恋和吸毒来说，异性传播还是很不容易的，大概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嘿咻一百到一千次才能感染上。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冒这个1%以下的风险，忍得住就忍了，忍不住也有两个人一起到诊所里查一下血，都不是HIV阳性后再上床，干完了之后才得知HIV感染后到抗体出现之前有个窗口期，长的能达六个月。不幸没有感染上的下次肯定忘不了戴小雨伞，结果又听说除了精液之外，下半身有伤比如患有性病后烂了的地方出的血和体液也能传染，于是大雨伞也就是女性避孕套开始流行了。

      南美洲靠近美国，加上加勒比海上的黑人历来和非洲有联系，艾滋病也很快出现了，加上南美的性交比较滥，巴西很快成为除美国之外艾滋病病人人数的第二大国。

      就这样，研究人员才想起非洲这个原产地。一查1980年在肯尼亚采集的妓女血样，有7%的阳性率。1984 年再去采，阳性率51%。内罗毕一家性病诊所的病人的阳性率为13%，乌干达妓女的阳性率高达90%。从献血员的资料推算出乌干达全民感染率10.5%，城市人口感染率17.5%，而到这时候非洲国家包括中非国家连一例艾滋病例都没有报告，他们的政府全采取忽视的态度。1986年，巴斯德研究所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认为非洲的艾滋病流行已经失控，未来10年起码有一百万人死于艾滋病。

      剩下的就是亚洲了，日本主要从输进口的血制品的血友病病人开始，很快发现上千艾滋病毒感染者，好在日本人避孕套使用率相当高，艾滋病在日本的流行比较迟缓。最糟糕的是泰国，因为西方人经常去泰国做性旅游，艾滋病很快传到吸毒人群中。八十年代后期，正值金三角贩毒吸毒兴旺，泰缅一带的吸毒者中HIV感染者越来越多，泰国 1987年有15000人感染，一年后上升到40000人，到了八十年代底，周边国家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吸毒人群的感染率都超过50%。而东南亚地区巨大的性交易市场使艾滋病毒的扩散更为容易，以泰国为例，6100万人口中起码有3百万干这行的，15%的女人全职或兼职做鸡，北部的村庄更高达 70%。印度主要是通过跑长途的卡车司机传给路边小店的妓女而在下层民众中流行，很快感染者就达到百万的水平。

      2003年，中国政府估计起码有一百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迄今已有15万人死于艾滋病。

      艾滋病毒只用了不到10年就度过了它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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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世界停止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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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乡村歌曲明星阿兰杰克森一首Where were you when the world stopped turning让人感慨万千。

      九月那天，当世界停止转动时，你在哪里？

      飞机从离我家几里外的机场起飞，撞进离我所在的办公楼几里外的五角大楼的那一天，仓皇出城路上看见五角大楼的浓烟，那一刻，世界似乎真的停止转动。

      当艾滋病如是般撞击中国的那个秋天，你在哪里？

      我在京郊。

      三间房位于京东，这个地名听起来荒郊野岭的，而且在当年除了农田，大概像样的就只有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了。建国后有关微生物和生物制品的生产和研究单位统统迁到郊区，当年出了建国门以后，道路就开始尘土飞扬。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自称全国第一家生物制品单位，因为所龄从1919年北洋政府的中央防疫处算起。其实是使了一招偷梁换柱，它所继承的中央防疫处是汤飞凡执掌的民国政府的中央防疫处，和伍连德建立的中央防疫处，就如同汤伍两位前辈一样，起码差着一个辈份。

      我到生研所的原因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办艾滋病毒检测试剂学习班，导师曾毅教授特意从部里防疫司要来一个名额，因为当时我们实验室是国产艾滋病毒检测试剂研制生产的主要力量，于是我便起早贪黑地来回跑。

      学习班的学员多是来自省市防疫站，其中有几位熟人，其他人也是一回生两回熟，两天下来亲热得一塌糊涂。这天一帮人一边照试剂说明书操作，一边南腔北调地神聊，猛听外面喊我的名字：部里来电话，点名找你。

      一边走出实验室，一边纳闷，一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中国医疗卫生哪件事用得着我呀？拿起电话，是部里防疫司急性传染病处打来的，让我火速回所，因为云南省防疫站由领导带队来了好几位，据说带来二十多份可疑样品，部里等着知道是真是假。

      出了生研所，等来了长途车，然后再换了几回车，回到所里都快吃晚饭了。云南的几位坐了一天冷板凳，脸色看着都不太对劲。可是也怨不得同志们，当年全国感染了艾滋病的屈指可数，不是输了进口血制品的，就是援助非洲回来的，此外还有一个和非洲留学生有所谓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天天喊艾滋病狼来了，各地防疫站拼命抽检涉外人员，包括给使馆倒垃圾的都无一漏网，可就是查不出来。

      部里说话了，被称为老板的主任也同意动用小金库，赶紧把云南来的几位请到南横街上的小店，叫了几道菜，一瓶二锅头几瓶啤酒算是接风了。席间了解到，样品是瑞丽采来的，都是当地的吸毒人员。那年月吸毒在中国还算非常新奇的东西，直到人家解释了一番，瑞丽是大金三角的一个角，才明白过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省站也办艾滋病毒检测试剂学习班，瑞丽来的人顺便带着从本地公安局看守所里采来的血样，在学习班上一查全是阳性。试剂是进口的应该不会有毛病，怀疑是血样有问题，可是艾滋病是西方的文明病，怎么会出现在边疆？为了保险期间，瑞丽的人坐了两天一夜的汽车回去，认认真真地重新采样，装在冰桶里，再坐两天一夜的汽车回来，重新检测结果还是一样，于是他们就到了北京，找国家实验室确认，可是国家实验室负责艾滋病毒检测的同志出差了。

      我这不是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吗？

      别说来自边疆的同志们好像不信，连我自己说完了都不信，也没法多解释，长得年轻又不能怪我。吃完饭丢下这几位，换上无菌服进实验室，满天繁星的时候向上级汇报：阳性，肯定是阳性。

      接下来的几周手忙脚乱为下云南做准备，各种试剂设备要准备好，因为瑞丽是边境，得办边防证。等一切都办好了，云南那边又说要研究研究，因为瑞丽是边贸重镇，一帮白大卦大张旗鼓下去，很可能影响当地经济。等来等去没有结果，只好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带着试剂设备去上海开艾滋病中期规划会议，能从上海飞昆明最好，不成的话就回北京。也算是沾了云南的福，因为随身携带检测试剂，所里破格同意我享受副研究员以上的出差待遇，坐飞机去上海。

      在上海直到会开完了，云南一点动静都没有，于是决定假公济私一次，买了去常州的火车票，打算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多年不见的姥姥。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准备吃完会议包的最后一顿早餐后便奔常州，突然部里来通知，云南同意了，马上飞昆明。托上海防疫站的同志把火车票退了，一行人在曾教授的率领下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昆明，了解情况后，再以当时的最快速度，也就是乘坐云南省站提供的、用于计划免疫的进口面包车，在滇缅公路上翻山过河，开了一天半，终于来到瑞丽。

      乍到彩云之南，又来到闻名已久的瑞丽，看什么都那么新鲜兴奋，根本没有想到我的新婚燕尔从此结束了，也再也没能见姥姥一面。

      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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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乎意料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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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云南瑞丽，依旧是鲜花开放，风景宜人。

      瑞丽称之为市，其实是县改的，上级是德宏州，听起来好像悠久到唐朝，实际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全称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改革开放后，瑞丽成了边贸重镇，国内的轻工业品外销，缅甸的农副产品内销，很是热闹。

      瑞丽离金三角不远，后来联合国禁毒署干脆划了一个大的金三角，其中一角就是瑞丽。毒品从泰国走的代价越来越高，因此开辟新路，从瑞丽到昆明，然后去香港。在边贸市场上，当地人让我看了公开叫卖的海洛因，25块人民币一克，到了昆明就是500块一克，到了香港还是500，不过是美金。

      由于成本很低，在当地吸毒和吸烟在经济上差不了多少，而且静脉注射这种更为经济的方式已经蔚然成风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本地的一次性注射器缺货，这东西小本经营没人看得上眼，害得瘾君子们只能团结合作，后来拥有注射器的看到了赚钱的门道，使用一次五块钱。你用我用结果大家一起艾滋病。

      傣族在瑞丽占多数，这个民族还有很多母系社会残留，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全是女人操劳，包括下田种地，傣族妇女十分能干，但是也容易衰老，有少是观音老是妖精之说。

      市卫生局把各乡镇的防疫人员都招呼到市防疫站当年那可怜的地方，整理出一个实验室。人员分成两组，一组下乡抽血，一组在家做试验。做试验这组自然由我负责了，其实要不了那么多人，但是还有一个目的是在实战中培训，结果每天实验室里真的跟打仗一样乱。中国的卫生防疫系统到了县一级已经靠中专技校生了，再往下到乡镇一级，在实验室里得配翻译，我的普通话经常得请人翻译成昆明话，偶尔还得从昆明话翻译成傣语，因为学员中有不少是傣族。

      人多手杂并不是大问题，因为干了几天就停工了。另外一组天天早出晚归，可是血样越采越少，有时候一份也采不到，进了村子发现青壮年男子一个也不见，经过干部调查了解，原来采血的风声流传开了。采血通常是前一天通知村干部，把人召集起来，结果到了那里时，全村的青壮全跑缅甸去了。傣族有类似宗教信仰的东西，认为血里面有人的魂魄，如果被抽去了就大大地不妙。

      组织上讨论了一下，决定不能事先通知了，要搞突然袭击，然后开始商量怎么行动，在一边听着就好像小时候看电影里面鬼子扫荡似的。

      闲着也是闲着，跟他们去一趟。到了村子，这次有备而来，村子里的男人们一大半被召集在一起，准备挨个抽血。为什么都抽？因为据调查几乎没有不吸毒的。村干部讲了一通，意思是大家必须配合，下面七嘴八舌开始嚷嚷，直到随行的配枪的县干部喊了几嗓子，才安静下来，于是有人问卷有人抽血，井井有条很快就完了。回到实验室立即检测，结果发现一半人阳性。我们的方案是为了保险起见，如果阳性的话再回去采一次，这样避免采血过程的污染和失误，同事登记在案，以便控制。那几位第二天拿着登记材料回到村子，找到村干部：我们要重新采这几个人的血样。

      村干部拿过名单一看：怎么全是我的名字呀？

      你的名字？几个名字不一样的？

      都是我的傣族名字的汉字的不同写法。

      原来采血的时候那帮人提供的全是假名字。

      中国艾滋病流行的爆发就是以对于专家们来说很出乎意料的方式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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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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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起，在艾滋病毒血液检测试剂出现后，中国开始艾滋病检测。对于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说，处境非常困难。外人看来搞艾滋病的，属于世界先进水平，其实就是个小血站加上战战兢兢地培养点病毒。和美国早期艾滋病研究一样，国家的投入很少，国外的检测试剂没一个便宜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艾滋病检测试剂国产化是当务之急，到了89年算是小有所成，也因此能够应付云南的突发情况。

      最初的病例是浙江的几位血友病患者，也是输入第八因子感染的，这些都是有条件输进口血制品的，十足的“富贵病” 。国内血制品厂商也因此看出了出口创汇的门路，因为西方的血制品到处是艾滋病毒，中国没有艾滋病毒，因此血制品是最安全的，可以大量出口创汇，这就直接导致了后来献血员中艾滋病流行和艾滋村的现象。

      当时认定的高危人群是在华的外国人、涉外人员和援外人员，也陆续查出病例。

      云南的艾滋病来自泰国。泰国是亚洲地区艾滋病的重灾区，因为西方人通常去泰国做性旅游。从妓女中到吸毒者中，然后沿着贩毒的路线进入云南。云南的艾滋病流行改变了国内学界的观念，艾滋病的流行很有可能不是像美国那样在大城市里，而是以边远地区和农村为主，这个概念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疫情出现而不断地被强化着。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印度很相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艾滋病在社会底层人群中流行，预防控制的主要挑战是知识和教育。我们曾经在瑞丽的戒毒所里为戒毒人员讲解艾滋病相关知识，得到的是满堂嘲笑，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是没有现代科学概念的。

      和全球的状况一样，艾滋病在中国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达到1000万到1500万人，也就是说，在7年之中，不管是因为统计资料的原因，还是艾滋病流行的原因，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会达到总人口的1%。

      艾滋病被称为现代瘟疫，是对现代科学的最大挑战，也是我们这几代人所经历的一大历史事件，而我能够在艾滋病在中国初期时参与预防和控制，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自己的祖国做一点微薄的努力，直到今天也是非常满足和自豪的，每次想起来总有人生不曾虚度的感觉。

      在那之后的日子里，也曾为名所动，也曾为利所惑，更曾为五斗米折腰。所幸每次感慨无奈的生活时，一想到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经历，再灰暗的心情也会闪亮起来，因此我拥有的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展现的回忆。

      我本人其实是非常适应日程简单的生活的，习惯于那种两点或三点成一线的安安静静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结婚以后，很是陶醉在两人世界里。家里给腾出了房子，在当时的北京算是难得，有自己的事业，小夫妻能够相伴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满足。然而，这种日子才过了两三个月便结束了，从此东奔西跑地忙碌起来，连日程安排都无法自己掌握。一年后我太太也加入中国艾滋病预防研究的先驱队伍里面，一个人忙变成两个人忙，到后来不是我出差就是她蹲现场，都快成牛郎织女了。

      直到来到美国以后，才重新过上安静的、能掌握自己日程的生活，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起那几年的往事，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的一生总要做一些事，不管有多大成就，只要日后回忆起来，能有些许感慨、些许回味、些许激动，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