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 一个留德博士的辛酸经历

walkundersky

本帖转自旧论坛：http://biosky.haotui.com/thread-8712-1-1.html   作者：atfsu15
【walkundersky：本文是一篇连载长文，也是atfsu15的经典作之一，与atfsu15之间的友谊就是源于此文，大概对于我后来坚定不移地要去CDC也有一定的影响，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师兄的地方值得令人向往！但后来慢慢体会到，修行更多在个人。】

以下是作者原文：

(由于阅读此文使阅读者产生的情绪波动，作者概不负责 ）

（一）前传：当硕士临近毕业

能进入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做博士生是我的荣幸，毕竟这是德国最好的研究机构，在德国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国的中科院。不过我进的过程显得莫名其妙，当初啊迪特马给我发来邀请函时，的的确确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迪特马是做遗传学和肿瘤相关的，给他发自荐信纯粹属于病急乱投医，国内没有让我满意的工作，硕士学历高不攀低不就，要找工作也就比本科毕业生好那么一点点，想自己干事情吧经验不足，而且感觉在科研领域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没玩到，玩过的东西有的还没玩够。但要是继续留在中国做博士，呵呵呵，这是一个早就被自己否绝的提案，要是想在国内做博士，当初我就申请硕博连读了，但一听说硕博连读还要先考试，我就打了退堂鼓，考的东西比我当初考硕士的东东高深不了多少，而且天生讨厌考试，如果这样上个博士还要考一遍，我真没那个耐心坐下来背书。就算考上了，虽然肯定是公费，可就那点塞牙缝的1000多块钱津贴，哪里够我这样物质欲望逐渐膨胀的家伙消遣啊。奔三的人了，再找家里要钱也是说不过去的，可是逛街买双鞋就要干掉我起码半个月的收入，的确是于心不忍。

出国的确是件让所有搞科研的人心跳的事，国内有好科研环境的地方的确不多。很多地方花钱购置很多先进仪器，看上去条件是好了，但是要么没人会用，要么没人敢用，为什么呢？学生一般毛手毛脚，有那么些喜欢倒腾新鲜玩意儿的学生，看到新仪器自然要折腾一把，有的先把说明书好好研究了再一招一式地摆弄倒也不错，偏有些突发奇想霸王硬上弓的，稍不注意就把东西折腾坏了，这些玩意儿一般都是进口的，修理起来老麻烦了，搞得老板心疼不已。所以很多规定就出来了，要么不允许学生用，那就是个摆设，要么要专人操作。要说中国国情复杂啊，这专人操作偏就会碰上有那么些个技术员，这东西归俺管，俺可牛气了，动不动就给人脸色看，把着这脉啊，让别人想用都为难。偏偏搞科研的大多心高气傲，要不怎么说象牙塔呢，不屑于跟技术员拉关系搞交情，你横是吧，爷我偏不求你。久而久之这专人管着的东西也没人用，老没人用的话这专人守着这仪器，一般又不做创新性研究，久而久之也就手生了，真到用起来毛病层出不穷，问起原因来也分析不出所以然；这需要用的人吧又不敢用，但不用的话有的项目又没法开展，一咬牙一跺脚，干脆报告说论证不充分，这个不行那个不稳定，换个简单的方向捣腾去了。这样一耗，再一恶性循环，科研水平就自然而然上不去。

在这种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斗争冲突和经济利益矛盾不可调和的作用下，很多科研人员自然希望另择道路，当有机会来临时，如果没啥好挂念的，大多数人会选择出去的。我也想出啊，咱祖上虽然有人放过道台，可后来家道败落，从崇祯上了吊大顺军进了京吴三桂降了清多尔衮入了关开始就都是土里刨食见天吃饭，要不后来为什么响应了辅政大臣鳌拜的号召，顺长江而上入了重庆地界，成了湖广填四川的一户，再后来也一直没什么大起色，窝在天府之国休养生息。这次我要是出国，且不说光宗耀祖，还可以通过敌后生活对资本主义的万恶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要说俺手里也有点东西，作为硕士出国也不是没资格，但就是不乐意考试，GRE啊，托福啊，雅思啊，考来考去把钱大把大把塞进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腰包（大学的时候我就叫嚷说他妈的ETS是个吞金兽），最后申请也不一定能进一个好学校，就我这点英语水平和应变能力，就算是靠祖上的高香撞运气进了哈佛，说真的，它有心录我，我还不一定有心读它，太累了，淘汰制，稍不注意一年奖学金就泡汤了，呵呵，外面说着好听啊，自己只有打碎牙齿往肚里咽，所以出国考试，要看投资与回报的话，纯属风险投资，经济有泡沫的背景下，颇有高位买进的嫌疑，要想避免套牢，就得从投机的角度时刻注意跳顶换仓。

有人建议我说可以先上国内博士，以后再申请做国外的博后，这我当初也不是没考虑过，可是，真为了有国外的学习经历的话，还是有个规规矩矩的学位好一点，洋博士毕竟要好听一些，洋博后是工作经历，出来还是土博士，虽然也属于“海归派”。所以要是在国内继续读博，俺是真的不甘心也不情愿，依照毛主席的教导，“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好男人闯荡江湖，野男人游荡四方，外面的世界诱惑多大啊，还是应该多走走多看看多玩玩。

眼看着还有3个月就要毕业了，切不可再醉心于自己实验室那一亩三分地啦，得为前途考虑考虑了。于是开始学着一些先行者那样，有事没事写一封自荐信给西方列强那些不要语言考试成绩的研究所，没办法，美帝国主义没在考虑之列，人家都要考试成绩，咱还得先呕心沥血地为帝国主义买办的钱包做贡献。至于亚非拉和老毛子，也就不用考虑啦，没什么太大价值，不过是黄豆芽换绿豆芽，一盘小菜，不换也罢。刚开始没啥经验，没好好研习别人的经验之谈，自作主张地大概描述自己做了些什么，洋洋洒洒四五百个洋单词，然后就把抬头标题换个名字，东一封西一封有一封没一封地发，有时还会把信发错，抬头称呼是A先生，结果发给了B教授。咱可是文明之邦，知错就该，俺也就再写个信道个歉。就这样利用公共网络资源折腾了一个月有余，经过多方努力，主要找了些已经在外面的朋友刺探军情，数个回合下来，就接到了一个叫迪特马的人发来的邀请函。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旗下XXX研究所神经生物学实验室的头目迪特马博士，邀请俺去德国面试，以决定是否录取来自“红色帝国”的我成为马普的PhD。

walkundersky

我的第一印象是，迪特马不是一个大气的老板，他的邀请函上给我的面试时间是4月7日至9日。按照马普的传统，面试来去的路费和期间的食宿由研究所从老板经费里扣除，迪特马只给我3天时间，大使馆签证也就只会给我3天时间，飞机是德国时间7号晚上到德国，9号晚上起飞回中国，也就是说除了往返机票，他只打算负担我两天的食宿。我问了以前也去马普面试的朋友，一般都是老板给一个星期时间，头一天一到先不做事，再休息一天利于短暂调整一下时差，第三天开始面试，最多也就一天时间，剩下的几天就可以拿来到处转转，德国是申根签证，可以去十多个欧洲国家玩玩，虽然这些费用是自己承担，但凡是有时间旅游的，也都去巴黎维也纳之类的溜达一下，这些地方近，两三天就一个来回了。一般用这种申请方式的，家里肯定不是什么大款，否则早拿钱堆着上剑桥了，所以出国来手上那点欧元也得紧着花，玩两天也就打道回府了。可是迪特马总共就给了我两个白天，7号晚上一到，睡一觉，早上紧接着8号就面试一天，9号白天没事，下午5点就得赶去机场，人生地不熟地，大白天我哪里也去不了，这种是典型地打游击，让我对西方列强所宣传的“人性化”产生了怀疑，也对迪特马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不过签证过程颇为顺利。

以前听说签证很难，面试时签证官会问很多问题，巴不得把你的祖宗八代都问个遍，俺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没想过会赶上这个趟儿，于是细心精心耐心把把所有材料准备齐了，大清早急匆匆赶到德国驻华大使馆，人已经排了很多，等快轮到我时，前面一个北外的姑娘卡壳了，因为她是被德国一个公司录取的，要先到德国实习3个月再回来到德资企业上班，2厘米厚的玻璃后面，胖胖的签证官美眉死活不肯放过她，揪着她问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还把一个德国老头叫出来，用德语问她，让她用德语回答。我心了咯噔一下，心想糟了，我要是碰到这一出，那不就玩儿完了吗。俺这懒人啊，别说德语，就连字母也不知道该怎么读，要是也被这么折腾一下，岂不前功尽弃。北外的姑娘被折腾了整半小时，最后还是被退回材料直接拒签了，这一出可真把我吓得不轻。可是想什么也没用啊，现在就轮到我了，伸头缩头都是那么一刀，硬着头皮上吧。我特意把马普的邀请函放在第一页，这样可以看看这东西到底有多管用，往里面一递，那胖美眉一眼就瞟见了邀请函，嘴里轻轻一嘟囔：“马普的啊！”偏偏那德国老头还没走，也伸过脖子来一起瞅那张A4纸，嘴里呜地一声，点点头，这使我产生了良好的预感。果然，那胖美眉眸子一抬，就问了我三个问题：“你去几天？”“讲英语还是德语？”“你在国内做什么研究？”虽然这都是废话，材料上都写着呢，可我还是一一据实回答，然后德国老头点了点头，冲着我挤了挤眼睛，竖出大拇指，用英语说：“祝你一切顺利。”这事就算成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马普在德国的影响力。缴费的时候，柜台后面长得颇像新版《西游记》里面孔雀公主的漂亮美眉接过我的缴费单，也叹了一声：“马普的啊！”说着朝我风情万种地抛了个媚眼，幸好有2厘米厚的玻璃挡着，电阻大，我才站住了。嗯，马普果然让人有威力。

迪特马是搞遗传学的，我是搞病毒的，所以面试时我准备的幻灯也就尽量用他们做遗传学的结构从基因讲到蛋白，把我在中国做的东西给他们慢慢讲了一遍，花了两个小时，然后就是谈话，实验室的每个人给我讲他们做什么方向，然后问我对他们实验有何见解看法，说实话我根本没想到什么见解看法，头一天刚到，时差作怪，头脑晕晕乎乎的，处于发懵状态，好不容易把自己的课题讲完，也回答完他们的问题了，脑子就已经不够用了，哪里还有精神听他们讲他们那些本来我就不熟悉的东西，所以一般也就从技术层面而不是策略层面提一些见解，呵呵，做科研的都应该明白从技术层面讨论东西不是不明白就是钻牛角尖。不过我后来感觉这也许正中了迪特马下怀，因为基本上所有方向的策略都是他制定的，别人不过是实践者，而我不对策略作质疑，也许就使他认为我认可他的想法。后来在他的确认函中他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我能够很快明确他们的研究方向，并且对他们的实验结果进行了可靠分析，证明我有扎实的实验技术背景，具备成为马普所博士生的条件。这样，我就跨专业成了马普所神经生物学的博士生，把曾经为之煞费苦心的病毒学扔在了脑后。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三）：留德博士


尽管有时觉得自己在做梦，我真的有了3年前考上研究生时还觉得很遥远的名字——留德博士，那最初的感觉就像老爸从农村当兵进了城一样，登时洋气不少。用小学生参观天安门后写作文的句子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这个——伟大的——国家，德意志，到了——慕尼黑——，我贪婪地——呼吸着——这里清爽的——空气，细细品味着——鼻腔里——泥土和——青草的——芬芳，啊——慕尼黑，我理想的——驿站，多少次的——在梦中——与你——相逢，而如今，你可知，我已投入了——你的——怀中。

初到慕尼黑，时差不是一两天可以倒过来的，开始的我每天都活得昏昏沉沉，仿佛行尸走肉一般。可偏偏运气不佳，因为神经生物学不是所里的大实验室，所以办公室不够，我居然被安排到了跟迪特马一个办公室，跟老板一个办公室可不是一件爽事。有些不懂行情的人会说，这样好啊，可以经常跟老板讨论问题，多学习啊。去你的学习，有什么好学的，哪有什么整天学习的道理，基本的娱乐还是得有啊，PhD办公室的那帮学生可以做实验的间隙把门一关看看电影，听听音乐，我却什么都做不了，昏昏欲睡还偏得强打精神看文献，看得我实在想吐。本来这种基础研究我就一直比较排斥，要不是为了镀金来玩上一把，鬼才想出国呢。现在除了看文献其它什么事都做不了，跟老板一个办公室，他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迟到早退都不行，而且偏偏迪特马又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不说话不吭气，一边搓着他的大鼻子，把鼻尖在嘴皮上蹭，一边专心致志地盯着屏幕看文献，搞得我很郁闷。刚来，他们也不给我安排实验室的位子，我连个转悠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像蹲班房一样闷在办公室里。

迪特马是个MD，快50了，因为一直醉心于他的研究，从来没在大学上课，所以到目前为止别说教授，什么学术头衔都没有。他的成名之作是一篇 Nature和一篇 EMBO J，一篇是在93年法国做博后时弄的，另一篇是来到马普工作后在97年弄的，在新生儿糖尿病中发现一种称为”扎克”的蛋白，并且发现这个蛋白与很多肿瘤相关蛋白和发育相关蛋白有关联，存在相互促进或者抑制的关系。他利用这个思路寻找相关蛋白，陆续在PNAS、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Cancer Research之类级别的杂志上出了几篇文章，同时，他又在遗传学领域有一些成果，所以实验室的人员分成两个大方向，一个是研究”扎克”与其它蛋白的功能协调关系，另一个是研究神经发育的遗传学。我被分到了研究”扎克”的方向。刚来时，迪特马正忙于准备给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上课的材料，看来他也急了，这年头这岁数，没个学术头衔可不好混日子啊，他每天给学生批改试卷，看样子似乎很不耐烦的样子，我隐约看见他总在学生的试卷上画着大把的红叉，其实生物类的试卷还是描述的居多，一般都是条款分明的答案，像他这样眉毛胡子一把抓全画叉的还是比较少见的。大概是后来他感觉厌烦了，破罐子破摔了吧，似乎一个月后他再也没准备过学生上课的资料，也再没见他批改过试卷，我想也许他不干了。

一个月后他准备让我讲讲对最近看文献的心得体会，让我准备了一个幻灯。因为我真的不觉得这种纯基础研究有什么应用价值，所以准备的幻灯也就质地一般啦，基本是就事论事，也没心思往多的方面考虑，我心想慢慢来吧， “扎克”这东西目前看来还没勾起我的好奇心，多做上一段时间也许我会感兴趣的。我是个功利心很强的人，”扎克”毕竟不是Prion，它不涉及人的生死存亡，也不关系人的优生优育，只是为数众多的转录起始调节蛋白中的一个，没了它胚胎会死亡，可是会因为缺失而导致胚胎死亡的蛋白有的是，”扎克”少了会发育不良，可是这在人身上发生的几率极低极低，病例少的可怜，连开发某些治疗手段或者检测试剂盒的必要都没有，生物学本来就是一个零敲碎打的行业，研究”扎克”在我看来就是纯粹为生物学大楼的一个不关键部位添一颗螺帽，所以也没什么激情。显然迪特马对我的讲述不满意，因为这是他的心肝宝贝，却被我讲得像白开水一样。于是决定把我的项目定为”扎克”在胚胎中与p57的关系，我还是比较庆幸分的这个p57，总的来说细胞周期依赖激酶家族的东西还是有点研究头，我不求在”扎克”上面有什么太大发现，只希望能对p57有一个更深层的解析。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四）：开始工作


但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迪特马安排了安可、丹尼尔、乌都三个人来“指导”我的工作。

安可是这里的技术员，德国魏玛人，1993年开始在所里上班，外貌看起来就是个高中男生，用中国同事的话说还以为是哪个老板的儿子来这里瞎晃，可是跟我一握手我才发现安可是女的，35岁，没有任何女性特征，在迪特马指导下文章发了不少，按成果算在中国评院士都有余，可是因为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专科学校文凭，所以不能做这里的博士，只能当技术员，工作15年啦，我想像她这种也不能有什么男人会相中（后来我发现自己是错的），所以她单身，拿着接近4000欧元的月薪，手头还是宽裕的，衣服都是诸如Jack Wolfskin之类的，呵呵，国内应该很少啊，反正一件冲锋衣价格接近两件哥伦比亚。安可负责整个实验室的技术平台建立和所有的杂事，小到买咖啡和去收发室拿邮件，大到买仪器和分配实验室预算，都她一个人顶了，说实话，她的实验功底是很不错的，就是基础知识不足，以至于经常把氯化钠的那个氯后面加个2。

丹尼尔和乌都都是这里的PhD，丹尼尔是法国普罗旺斯人，08年初才开始在这里做博士，年龄比我还小，但是脑子很灵，他是这里唯一能跟我一边做实验一边口算和心算乘除法的欧洲人，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后来我发现他也很厌恶迪特马，不过他选择把很多想法都埋在心里，表面上装得像个大男孩，整天都很聒噪，而且到处拿人开涮，瞎掰和。丹尼尔的女朋友比他大几岁，长得很好看，有一头典型的地中海延岸栗色长发，她在慕尼黑的罗氏分公司工作，拿着比丹尼尔高好几倍的薪水，换句话说就是丹尼尔被他女朋友养着的，虽然丹尼尔声明他和她女朋友的钱是分开花的，但他们住的一个月900欧的公寓，绝对不可能由丹尼尔出一部分钱承担，而且看他花钱的姿态就知道，日常生活开支都是他女朋友担上了，不过我们一拿这个问他时，他总是张牙舞爪死不承认。有时丹尼尔很讨厌，他总是拿着一件事到处说，而且分贝很高，即使关着门，在门外也可以听得很清楚，而且多事。欧洲的生物专业学生一般实验技能比较差，因为他们在上完大学课程后，一般都是去研究机构做1到2年所谓“研究工作”，其实我看也就是混，这个过程相当于中国的硕士学历，然后他们拿个Diploma，靠这个申请PhD位置。和欧洲不一样，中国硕士往往是经过了严格的实验室锻炼才出去的，动手能力要超过欧洲PhD，而且对很多实验技术的原理都很清楚，会在以后的实验中逐步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套路，到了欧洲后还是保留自己的套路去做。然而欧洲学生在做Diploma期间，就我目前看到的，很少有动脑子想原理的，一般都是直接按照别人打印成页的路数走，其实一些实验技术也是前人摸索的结果，也是个人的习惯，现在跃然纸上，对那些木头疙瘩来说就是圣经。丹尼尔虽然跟别人相比脑子要灵一些，但是还是经验太少，他在法国被作为杰出少年百里挑一地进了一个据说很牛的研究所，然而在两年的Diploma生涯中却只做了培养细胞一项工作，培养了十多种细胞，最后只会养细胞，其它技术一概不会，到这里来才现学的PCR，更别说后面的构建载体和蛋白表达了，再往后的基因结构分析和蛋白构象更是闻所未闻。我在做细胞实验时还是按照自己的套路在走，有一次被他看见了，怕我不服他，就非把安可叫过来要跟我一起讨论一下我的实验技术规范问题，这一下就半个小时，我不想多事，就答应了他们按所谓标准程序走，虽然我知道这样做会让仪器的损耗加剧并导致逐渐的不准确，而且时间加倍。我打算等以后自己的地位建立了再我行我素。德国的仪器德国的钱，我操哪门子心。

乌都是德国莱比锡人，在这里已经一年有余了。跟我同住一套公寓，各自一间卧室，共用厨房卫生间。与丹尼尔相比，乌都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做事莫名其妙，不得要领，却又固执己见，实验室一个博后曾经悄悄的说，乌都做的东西都是狗屎。实际上乌都并不是一个合格的PhD，当年他来面试，竞争对手是慕尼黑大学基因中心一个冰雪聪明的女生，乌都在讲自己以前的项目时，条理混乱，而且口齿不清，嘟嘟囔囔，最后居然忘了自己要怎么讲，从口袋里拿出来预先准备的说辞，照着念了半个小时，期间不看屏幕，不做任何手势，甚至连幻灯片也没有切换，所以众人就看着那张定格的幻灯，听着他对着一叠纸唠唠叨叨，直至昏昏欲睡。然而最后迪特马居然拍板要的是乌都，理由让人疑惑，迪特马认为，慕大基因中心的那个女生虽然口齿伶俐，条例清晰，幻灯精美，但她肯定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同时她也肯定会拿着这个幻灯到处讲，去多个研究所竞争PhD位置，最后挑选一个自己中意的；而乌都虽然讲得不行，但是他认真，老实，所以最后录取的是乌都。如果谁要用这个范例教导孩子说：“你看，外国科学家看重的是人的诚实，别人的选拔机制就是给我们不一样啊，你以后要怎么怎么……”，那谁就是白痴。一般老板喜欢的都是聪明学生，或者诚实的学生，但不是木纳的学生，尤其做研究，还是讲究天份的，乌都天份不足，后来事实证明这是因为迪特马发现乌都比较容易控制，是个死干活的料，有事没事还可以当出气筒，呵呵呵，迪特马有时还是有点心计的。当然，乌都与丹尼尔相比，做实验就更不动脑子啦，经常看见他打印一堆文献，然后专门用荧光笔划出里面材料与技术的一段，然后照着做，不成功，偷偷把浪费的材料压到垃圾桶底下，掩盖好，然后跑到办公室，继续找下一篇文献，打印，划出方法，又照着做。

（未完待续。。。。。。）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五）：我处于被监视状态


既然让三个人指导我的工作，那么我自然要先跟三个人学习他们的实验技术。技术这东西，要说难，想掌握的确不容易，从一堆文献中找出需要的技术来验证自己的设想，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人的心态有时就是那么难以捉摸，写文章的人往往不会把自己做的事完全写出来，因为很多东西是不能随便让人知道，或者很多事情是自己也解释不清楚的，为了发文章或者减少别人的质疑，往往都写成比较经典或者比较简单的方式，那些看似简单的文字往往掩盖了巨大的工作量甚至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仅从文献角度简单地照搬，很少能够获得成功，因此一个实验室某个技术的建立一般都需要潜心摸索，解析原理，别人的结果能重复三成就已经算是不错了，某项指定的技术的具体操作，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一套。要说技术简单，学起来也很容易，在技术平台已经建立，储备充分时，只需要简单照搬程序就可以了，因为建立本实验室建立技术的人员在摸索的过程中经历了大量的失败，因此对于该技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也是了然于胸。安可就是这样的技术员，她做了很多尝试，对各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问题非常清楚，我知道跟她做实验是可以学习很多东西的，当然她也有很多做得通但解释不明白的事情，因为有违经典，或者会导致质疑，她没有把这些东西写在实验记录或者操作规范中。直到我失败了几次，她才悄悄告诉我，你尝试一下这样试试，并且告诉我不要到处去说，自己知道就行了。

在这里我才开始接触胚胎干细胞，这是个听上去挺高科技的词，一旦接触了，才发现其实万事都是可以被人掌握的，可以说摆弄起来毫不费力。但我还是尽量在起初做实验室时把安可叫到一边作指导，因为有些小把戏是熟练人员才会的，我需要尽量多学。不过安可并没有指出我什么问题，我开始还以为一切都正确，因为我的细胞生长良好形态稳定也不容易污染，可是当我回到办公室，迪特马就会问我，你今天操作哪里哪里是怎么回事，怎么要那样做，我给你机会从中国到德国来学习高级的东西，你就要按照我们的规矩办事。说实话，迪特马的言语是比较尖刻的，说话不留情面这我也是知道，不过要说他认为自己是给我恩惠来德国，怎么都让我感觉不爽，我也没求他，录取我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真正让我担忧的是整个实验过程只有安可在旁边看着，这么看来她把我的实验情况早已如实汇报给了迪特马，这样我不得不对安可有所提防。果然当我从办公室出来后，迎面碰见安可，就告诉我说：“松，你下次再操作的时候，我先给你演示一遍，然后你再自己做”。这一下就把我将死了，这就意味着我的实验室操作必须按照她的规范执行，事实上有的东西她并不了解，比如一些基本的某些液体的张力孰大孰小，或者蛋白质的迁移过程到底遵循电流量还是电势差大小，我跟她没法解释。我说过，搞科研的人都有个特性，就是心高气傲，不论是表面看上去谦逊或者言辞温和，不论心里是否有数，骨子里都是一个固执，我和安可也不例外，但我决定妥协，毕竟初来乍到，很多东西还是藏着掖着的好。我的顺从很快就取得了成效，迪特马很少再在实验操作上揪我的毛病，大概是因为安可告诉他我的操作就符合他们的规范了吧。

因为对实验原理的不理解，作为欧洲学生的丹尼尔和乌都经常顾此失彼，同在一个培养箱中培养干细胞，我的细胞从不污染，而他们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污染，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把安可叫过来，拉上我一起讨论。我对这种自己不先思考，出了问题还要别人搭上时间作陪的做法很是不快，这种往往耗时半小时的讨论并不涉及任何深层次的问题，而是一帮人你看我我看你反复问着问什么：“我这样做了啊，怎么会污染，为什么，为什么？”半小时的讨论往往无任何结果。其实我知道这种污染的可能原因，因为丹尼尔和乌都用于洗涤细胞的PBS缓冲液一直搁置于一个常年不关电源的水浴箱中，这个水浴箱因为一直保持37摄氏度，里面早已长满了细菌，我刚来时，就悄悄检查了实验室的各设备的使用状态，当检查到这个水浴锅时，我搅动里面的水，发现翻起了大块的菌落。后来我提出过这个问题，但他们予以否认，因为我和安可的缓冲液也是放在这个水浴锅里面，但我俩的细胞就没问题。实际上我和安可每次使用缓冲液之前都要把装的瓶子用酒精喷洒消毒，而他们俩只是简单用卫生纸把表面的水擦干，这样即使所有环节都注意，这个步骤上却有了大口子，符合木桶原理或者舰队原理，即一桶水的多少决定于组成木桶的最短的那块木头的长度，或者一个舰队航速的快慢决定于最慢的那艘船的速度。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问题，而最后的结论却让我目瞪口呆哭笑不得：
“松，你刚来，有些操作不熟悉，可能是你不小心污染了我们的细胞。”
“可我的细胞为什么没事？再说，我怎么污染你们的细胞?”我觉得自己像是回答白痴问题的白痴。
“那谁知道，可能你不小心碰了我们的培养瓶的盖子，带进了细菌，或者你在开培养箱时打了喷嚏，要么咳嗽了。”
这是我听过的最混帐的解释，所有的假设都针对我身上可能带的菌，可这种暴露都是群体性的，我们都把细胞放在一个地方培养，要是他们的细胞逃不了我身上的细菌，那我的细胞又怎么能苟延残喘。
“松，那你以后操作一定要小心点，防止别人的细胞被污染。”安可做最后总结。
麻辣个巴子的，我顶你个肺呃，说来说去应把问题归结到我的头上，逻辑混乱，我好歹是做病毒出身的，都像他们说的那么不注意，我早他妈的死了8万回了。虽然心里很不爽，但想着这地方势单力薄，还是少惹事生非的好，所以也就把火压住了。

但这个荒唐结论还是被认可了，安可报告给了迪特马，说问题找到了，是因为我不小心使别人细胞污染的，当然后来又少不了迪特马的一顿说，这使我第一次产生了瞧不起这帮人的感觉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六）：不公平的薪酬


我是在两个月之后发现马普对不同地区的学生在待遇上区别对待的。我拿的是属于PAAD奖学金下面的马克斯普朗克奖学金，每个研究所给学生的奖学金金额不同，我在的这个所属于待遇低的一个，奖学金每月975欧元，虽然不用缴税，但因为这个钱是要用来付房租和保险的，所以扣掉这些之后到手的也就500多一点，经济上绝对属于不宽裕一类。不过因为生活开支一般不大，好吃好喝每月也就200来欧，所以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捉襟见肘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乌都的工资单，上面居然是1600欧，我很奇怪，就问起他们怎么他们比我的要高出70%，乌都嘟嘟囔囔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他们欧盟的学生是拿的工作合同，而我这种非欧盟学生拿的是奖学金合同，工作合同的工资要高很多。但拿工作合同就要交税，并支付相对高额的保险，所以他们到手的数额是1100欧，再从这中支付房租。虽然乌都反复强调他们要交税而我不用，事实摆在那里，拿工作合同可以买昂贵的公立保险，并且由研究所支付每月保险费的50%，而奖学金合同不由研究所负担保险费，所以只能买相对便宜但范围很窄的私立保险，而且即使扣除税金和保险费，不论怎么算，拿工作合同最后到手的钱都要高出奖学金很多，并且他们每年会涨一次工资，享受退税和过节费之类的待遇，这样实际每年又会再多出1000多欧的收入。而我的奖学金合同规定不会增加收入，没有退税，没有过节费，不论多久，一直就是固定的975欧。

这是典型的同工不同酬，同是正式的马普PhD，因为地区不同，待遇上就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回去查阅了一些资料，并询问了一些人，得到的答案是不可改变，这是所里经7个委员会委员一致投票通过的决议。天杀的委员，我知道一个在柏林的马普感染生物所的朋友，一个月奖学金是1280，如果考虑柏林的低消费，仅房租一项，他就比我少花费一半的钱。巴顿说，当关系到一个人的腰包时，这个人就会紧张。我不是圣人，凡夫俗子肯定是要对此愤愤不平的。我就询问迪特马，试探是否有把我的合同换成工作合同的可能，谁知迪特马把眉毛一抬：
“你需要往家里寄钱吗？”
“不需要，这是我自己的开销。”
“嗯，听说中国人都喜欢往家里寄钱，你不寄钱，需要那么多钱干嘛?”
“我只是希望在一样的工作强度下有同样的待遇，这是公平原则。”
“你们中国人还讲公平？”迪特马带着嘲讽的脸色盯着我。似乎察觉到我脸上的不快，他连忙拿起纸和笔，“这样吧，我们来算算你每个月的开销，看看到底够不够。你每周吃饭多少钱？”
“40欧。”
“好，一个月你会吃掉160欧，算上其它东西，我知道中国人做饭有很多调料，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那么多调料，中国食品都那么昂贵，你应该学着吃德国食品，营养不错，味道也好，我算你一个月吃掉200欧，因为你还会买饮料和水果，对吧？”
“这是个人习惯，我不喜欢德国食品里大量的激素和糖，催熟的鸡肉没有味道，我需要用调料加点味，猪肉里面都是血，我需要用调料去除血腥味。”我并不想客气。
“好，中国人居然不喜欢血，我听说你们专门要喝血，甚至人血，对吧？嗯，还有什么开销？”似乎他听的传闻不少，不过我并不想做反击，没闲心。
“我的网络和房租，还有保险，每月除掉500。”我继续回答。
“好，这样你有275欧的结余，还有其它的吗？”
“没有了。”
“你旅游吗？”
“是的。”
“每月？”
“不一定，看去的远近。”
“好，这样你每月的275的结余，这样每年你可以有……”他拿出计算器，“3300欧的剩余，这样你可以计划旅游，买衣服，这足够了，甚至包含你回国的机票。”
我有些无言，要说这钱算得也对，可是我哪里是来说钱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他明显是想把问题模糊化了。
“我说的是，我想有和乌都他们一样的待遇。”
“我们一起计算了，你的钱够花。”
“呵呵，这么说你雇我是够便宜的了啊。”我坏坏一笑。
“是啊，也许我以后该考虑尽量多雇中国学生。”
“嗯，这样的话，我的工资只有欧洲学生的60%，我得考虑是否把工作量也相应地减少到60%。”我不想客气了。
“你敢！”迪特马被我这样变卦搞得有点恼怒。
“嗯，为什么不呢？我和乌都他们同是马普的PhD，在学术上我们都是一个阶层的，单位工作效率一样的前提下，我自然只能通过缩短工作时间达到工作量的公平。”

“中国人不是一向廉价吗？你回中国能生活的好吗？你想回中国吗？”看来他是有些语塞了，一时有些激动，言语透出一丝威胁。“再说”，他咳嗽一下，“你能像乌都那样每个周末都来工作吗？”这话问到我的软肋了，毕竟实验这东西不是练毛笔字，它得根据需要调整时间而不是定时定量，虽然乌都做的东西我看来也是狗屎，他周末加班也是都干些无谓的重复，但迪特马看在眼里，认为这是工作积极认真的表现。而我的实验都是经过设计的，中国人的聪明表现在统筹方法的运用得当，我不浪费时间，一切都做得水到渠成，自然周末不用加班，可就被他看成不勤快的行为了。我并不想贬低乌都，说他糟践钱祸害东西，而且跟迪特马的谈话也看出他并不打算对我的合同有所帮助，这种谈话已经没有了进行的必要，所以决定终止这个无谓的行动。

“好吧，博士，我做不到，看来我得抓紧了过日子了，哈哈哈。”以前小品话剧演多了，表情丰富，我可以瞬间转换表情，把刚才的话都变成了玩笑似的，“不过，我可以考虑安排周末加班的问题。”我脑子突然短路了，说出了这么一句混帐话，真想抽自己一嘴巴，连忙继续说：“因为最近我对”扎克”有了些想法，不知是否可行，想先找安可讨论一下可行性，如果可以做下去，那我可能就得周末加班了。”迪特马似乎认为我妥协了，也就扭过头去盯着屏幕，嘴里嘟囔一句：“这样最好。”然后就自顾自地看自己的文献了。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七）：古怪的迪特马


迪特马是所里公认的怪人，人际关系很差，其它实验室的人，不论老板还是学生，只要了解他的，都是摇头。早上碰见他，跟他打个招呼，他却往往给你翻个白眼，要么就不理不睬，挺着大鼻子继续走自己的路，所以就这态度，所里面分配实验经费时往往也把他排在老末。就一个人除外，神经生物化学实验室的老板奥斯本，因为迪特马的遗传学功底不错，奥斯本跟他又合作，所以他们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不过背地里奥斯本对迪特马也是印象不佳，曾经问我们实验室一个做跟他合作项目的学生想不想换工作，想的话他愿意给这个学生写推荐信。别人挖迪特马墙角了，迪特马还蒙在鼓里，以为奥斯本跟他好着呢，穿一条裤子的交情，什么都给奥斯本抱怨，经常写信说什么学生偷懒，笨，但从来不告诉学生你要注意啊之类，都是背地里跟别人议论。奥斯本都悄悄地把这些信给被抱怨的学生看，嘱咐说，小心啊，迪特马对你不爽了，多注意一些。有时奥斯本也和学生联合起来捉弄迪特马。他问一个被抱怨的学生，想玩迪特马一把吗？然后就和学生合计了一封回信，说XX学生的确很懒啊。迪特马收到后很是得意，把信打印出来给那个学生看，说，看吧，你最近偷懒，别的组的人都看不过去了，都开始议论说你偷懒。仔细一看呢，他把这封信的抬头给裁掉了，要是留着抬头，一看就知道是别人对迪特马写的信的回复。其实都在玩他，可迪特马偏偏不知道，还得意洋洋的，以为自己挺有能耐，特会算计人。

迪特马曾经和奥斯本一起出去开会，奥斯本也不是教授，但是此人生得一副慈祥面孔，说话幽默，喜好结交朋友，到哪里认识的人都多，开会时就成了朋友聚会，一帮人抽着烟喝着酒海阔天空胡吹，迪特马坐在一边，端着一杯白开水，低着头一言不发，那呆样，看过《阿甘正传》的人都能猜得出来，就是阿甘小时候的表情。别人看迪特马不说话，也不理人，光埋着头发呆，于是问了：“奥斯本博士，他这么腼腆，是你新招的博后吧？”这话把迪特马给气得，回来之后据说把自己锁在办公室一整天，从此不乐意出去开会，因为太弱小啦，面子给丢得没了边。他不开会，也就不乐意让实验室其它人开会。其实参加学术会议是一个长见识的好机会，看看同行们都在干什么呀，听听别人的想法啦，兴许对自己还有很多启发，再讨论一下，交换意见，相互提高，还可以认识人，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以后做什么都方便。奥斯本认识人多，发个文章什么的也就不会硬来，总是找这个名家看看，那个老大评评，投文章时把这些意见一附上，杂志编辑一看，哟，这么多名家都推荐啊，没得说没得说。那一般是一投一个准儿。迪特马不这样看啊，他才不屑认识这些人呢，整天坐在办公室看别人的文章，然后就猜别人的进展，这需要多大工作量啊，他也真能熬的出来，不过这样死盯屏幕久了，他还真摸出点门道，透过别人的文章，他还真能猜出点背后的故事来。这下他就更不屑于开会啦，并且要求学生也是如此，像他那样，除了实验就是文献。实验室一个威尔士来的博后，从博士到博后在这实验室干了9年了，只在慕尼黑边上的一个小镇上去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回来还被批得跟孙子似的，因为会议第二天上午结束啊，你下午干嘛不回来工作？！

有时有例外，一次破天荒他让3个PhD学生去了慕尼黑的一个会议，这是个带晚餐的会议，交了会费，晚餐就包含在里面了，那是精美的自助晚宴。迪特马偏偏在下午4点半给这几个PhD安排了一个讨论会，讨论各自的课题进展，这一讨论就到了晚上7点多，迪特马估摸着晚饭过点了才让几个学生回家，末了还加一句：“我们做科研，不是为了那一顿晚饭的。”

他的确不为了饭，甚至每天不吃午饭，他自己说已经坚持了15年，为了节约时间看文献。到了下午两三点，肚子里那空城计唱得呀，有的悠长，有的缠绵，有的激荡，有的铿锵。反正他不用出去见人，所以这也没丢他什么面子，就是现在我坐他办公室了，听着这污七八糟的交响曲，心里笑开了花。

迪特马对学生的假期管理严格。虽然所里有规定周末不计算在假期里，他却另有自己的一套规定，把PhD学生的假期和周末一起算，这样实际上一年每个学生就少了很多天假期。有人说这样就违反劳动福利制度了，迪特马有考虑啊，所以实验室除了他和两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外，其它的都是前东德地区或东欧以及中国人，他觉得给你恩惠把你从贫困的“布尔什维克”阵营中解脱出来，那是一辈子也还不完的恩情啊，你肯定会“涌泉相报”吧，那就可以更好地控制你，叫你往东你不敢往西。你要是不从啊，怎么？反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开除了打发你回那个贫民窟去？！而且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早被他训得成孙子一样了。俨然迪特马自己就像个奴隶主啦，他料定别人绝不敢兴风作浪。

可是他却对自己的假期从不加控制，休假时谁也不提前通知，而且总是和安可一起休假，感觉他俩的关系比较暧昧，一个不像男人一个不像女人，还经常亲亲热热打情骂俏，看着都恶心。一休假两人不是去地中海晒太阳就是阿尔卑斯山滑雪。一天我一到办公室，就看见办公桌上留着张纸条，说松啊，我最近两周不在，你帮我照看一下我的花。要说他那花也挺奇怪，花盆里栽着一课像棕榈那样的木本植物，周围的土里还栽了一些5、6厘米高的小花，每天早上他就拿一盏台灯照着那些小花，一照就一天，晚上下班才把灯关了。我早上一来，也学着他那样拿灯照着，然后给植物浇水，突然感觉不对，那些个小花外型有些怪，怎么这花瓣东倒西歪的还有毛边儿，拿手一摸，他妈的是几根假花，就这样我还看他每天拿灯照着还浇水，迪特马不是个精神病又是什么呢？！！

迪特马没有家庭，自然也就没有房子，至今还租住在离研究所不远的公寓，没有个人电话，没有手机，甚至不签网络。他曾经问我：
“松，你是不是签了网络和手机。”
“是的。”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买这种东西，这是都是要耗钱的奢侈品，你们为什么都喜欢过奢侈的生活。”
我很是无言，这个人的脑子真的很怪。略略想了一下，我说：“我需要跟朋友联系，还需要和家里人联系，所以我必须得有通讯设备。”
“但你既然做的是PhD，就应该专心研究，而不是被外界干扰。”
我更加无言了，这他妈的什么脑子，你以为都像你这样没儿没女没爹没娘，连个交心的朋友也没有，要是哪一天死在屋里骨头都成化石了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也是他每周7天都呆在办公室的原因。
“实验室有网络，”他接着说，“你要是愿意，可以用实验室的网络来和你的家人朋友联系，周末你可以来，而且我也不会介……嗯……嗯……”显然，他感到自己话的完全违背自己的意愿了，他不介意谁介意，还编些虚伪的谎话，连他自己都看不过去了。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八）：啤酒节的对话


到慕尼黑不久就是举世闻名的啤酒节，所长放下话，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啤酒节，每个实验室要在节日期间的某个工作日下午放假半天，组织实验室成员去啤酒节游乐园游玩，具体哪一个下午由实验室主管决定。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这封邮件，然而迪特马从来不提及此事，事实上他不会喝酒，因此他也不让任何人在工作日放假去喝酒，所以装着不知道，就如同一个把脑袋埋在沙堆里的鸵鸟，以为别人看不见它高高翘起的屁股。实验室没人提及放假的事，我也没好意思询问。不过有一天晚上丹尼尔和乌都他们几个还是出去喝酒了。平时商店里一升啤酒是1.5欧，到了酒馆是6.5欧，啤酒节期间都涨到了9欧，另加小费，考虑到太贵，我就没跟他们去。因为晚上喝得太多，早上9点了，这帮醉鬼还没到实验室，统统埋头大睡。迪特马看就我来了，就把办公室门关上，说：
“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其他人昨晚干什么去了。”
“什么意思，博士，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我不想把别人供出去，虽然我知道乌都凌晨3点左右才回来，大概是因为在厨房摔倒了，弄得锅碗瓢盆震天响，把我惊醒了。
“为什么整个实验室都没有人？”迪特马把眼珠子直溜溜地定在我脸上，仿佛想把我的脑子看穿。
“不知道，博士，我不想关心别人在做什么。”我想他八成知道整个实验室没人的原因，但就是乐意让我说，然后再去批评别人时，告诉他们是我说的。
“那你晚上干什么去了？”他并不想放过我。
“我什么也没干，呆在屋里。”
“你没出去喝酒？”他用一个不高明的诱骗伎俩，想把我兜进去。
“喝酒？喝酒干什么，我那么穷，没钱买酒。”我干脆耍起无赖，想堵他的嘴。我知道只要我稍微一松口，他就会说，我告诉了他别人晚上出去喝酒的事，然后就拿这事要挟我：如果我不受他控制，他就会告诉别人是我告了密，使我以后在实验室难以为人；如果我受他控制，他就不告诉别人。

“你，必须，告诉我，你知道的事情。”他用老板居高临下的姿态压我，妄图使我害怕，和盘托出。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有习惯去打听别人的私事，而且你知道，我的知识背景不足，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上，所以晚上我都在家里学习。”既要在言语里打击他，又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且要说得有理有节。
“你要学习的很多，”迪特马咳嗽一声，然后给我讲起实验室谁谁以前很努力，后来久了就懒了，谁谁一直很懒，到现在一无所成，谁谁以前很懒，现在觉悟了，开始努力了……我挺奇怪他怎么说起这些，而且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明白了吗？你要学的很多。”“知道了，谢谢。”我点点头。
“那么……”他拖了一下嗓子，“你昨晚干什么去了？”
他妈的，王八蛋，绕了半天圈子，还是想问这个，无非想把我绕晕了，再猛地上一套儿。哈哈哈，他以为这一招很聪明，殊不知中国人学英语都是半吊子，想说再简单的句子，也需要先在脑子里把句子组成好再默一遍，然后才从嘴里说出来，想用英语说漏嘴，很难。
“在家看文献，博士。”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九）：有本事与没本事


要说在这个实验室还真过得有特色，每天除了做实验看文献就是周三、四开会，周三的是实验室会，讨论一下实验进展，周四是文献会，讨论一篇文献，要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很多实验室都有这个习惯，不过迪特马这里偏不一样。刚才说了，他就喜欢控制，所以一般的实验室会，他都会把讲的人挖苦一番，说你这东西，烂糟的，啥玩意儿呢，周四研究文献的时候，按说大家讨论应该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他倒好，你讲完了，他就问你：“看出什么了没有，没有？哼，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作者在做这个的时候肯定隐瞒了什么什么，那个地方的数据肯定掺假如何如何。”说完就洋洋得意摇头晃脑。的确，跟这种整天除了上厕所以外都呆在办公室研究文献的人相比，我们PhD学生看得的确不够深。但研究文献的意义主要在于学习和借鉴，学生为了少出问题，一般都会选诸如nature、cell那样的知名杂志，这样讲起来漏洞要少些。迪特马可不管这些，一顿狂批后加一句：“你看看你选的什么垃圾？！”呵呵，有种你发一篇试试啊，光挑别人的漏洞钻牛角尖算什么本事。

迪特马也不是不想发Nature，自打这老兄当了实验室的头头以后，就一直没什么像样的大文章。后来几个人花了三五年，便秘一样弄了些结果，写了篇文章，他那胆量，最多也就敢往PNAS之类的上面投的。谁知把文章拿给所长一看，这个慕尼黑市的名流（知名流氓）说，唉呀，这个哪能投PNAS啊，我看起码可以发Nature！谁不知道这Nature分数比PNAS高两倍啊，所长发话了，这是Nature，迪特马岂敢不从啊，所长呼啦啦就给写了封推荐信，顺带叮嘱：“我说……老D啊，算起来我也是你的老上级啦，想当年别人都不看好你，说你资历不够，啊……就是我力排众议把你推荐成了这个实验室的主管的嘛，你看我现在在慕尼黑大小也算个人物，啊……如果把我算成一个作者，是不是要好投一些啊？”呵呵，于是所长的大名也就带上了作者栏。接下来就是一个投字啊，2007年5月投出，一周后，nature把它给拒了，还说了一句：“我们很感兴趣，期望你有更好的结果，我们期待着。”于是迪特马就给补啊，找几个人补实验，这所长发了话要投Nature，他就得往上撞啊，据他自己说投一次nature光审稿费就要5000欧元，于是细心改啊改啊，补啊补啊，整天窝着办公室不出来，常把作者叫到办公室，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这改得长久啦，我来了他们还没改好，修改稿弄了一大堆。因为常要讨论问题，我就不得不经常离开办公室给他们腾空间，就这样一直耗到08年10月，第二次投出，3周后，Nature又把他给拒了，还带上句话：“有些不足，加油加油，我们期待着。”估计Nature的编辑一看他又投，肯定都乐了，心说这家伙真死牛筋，有钱折腾是吧，那就再玩你一把，我看你还投不投。迪特马那才叫个心疼啊，这所长要他投Nature，他怎敢不从？人家名字都挂上啦，推荐信也写啦，还能怎么着啊。可所长让他投，可没说这审稿费由所里出，还是扣的迪特马的研究经费啊，10000多欧就那么打了水漂，他能不肉疼？算了，疼归疼，Nature还是要投滴，改呀改，又是逐字逐句讨论啊，不过因为实验补得不多，09年1月，他又把文章扔出去了，2周后，又被Nature拒了，还是那句话：“有些不足，加油加油，我们期待着。”呵呵，到现在，这家伙还在那里改着文章准备再投Nature呢。我一看这架势，心说这老板这效率，人际关系那么差，谁都不认识，撞了南墙还死不回头，要是我以后也被他这么一折腾，猴年马月才能毕业啊。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十）：额外的例会


要说这人笨也就该认了，自己捧个猪食槽到一边儿长膘去也就作罢，实在不行就做个白日梦，憧憬哪一天如浴火凤凰一般重获新生。可偏偏有人笨了还喜欢站出来指手划脚，梦想当领导。乌都就属于这样一类人，说他笨吧，一个小实验做20个重复，拿几捧细胞培养板，占了大半个培养箱，一污染就扔一桶垃圾。这家伙做实验的信条就是，宁可浪费三千，不可放过一个，20个12孔板，40个重复，要是有一个孔有点名堂，他就认为出结果了，这可跟传统的德国做派相去甚远啊。这家伙偏偏算是凤凰男，祖上积德，就那点本事，混到了马普，爹娘那个高兴啊，乌都也老牛气了，跟咱一样也光宗耀祖啦，凡事倍儿积极，每周五上迪特马办公室主动汇报一周工作。要说你自己找罪受也就罢了，我来了以后，他一看，就给迪特马建议，说老板这你看啊，现在搞”扎克”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啦，我们是一个小组啦，我觉得呢这个为了利于实验进展，你看是不是每周五我们几个都给你汇报一下，讨论讨论，相互帮助，争取早日出结果，你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迪特马一听觉得哟这小伙子不错啊，这个建议不错，他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摆老板的架子控制这几个学生啦。当下就同意了这个建议。不过大概乌都也受了一番表扬，来到实验室喜气洋洋地对我说：“松啊，迪特马说啦，我们每周五都去他那里，每人做个幻灯，大家一起讨论讨论。”我当下就蒙了，这他妈的每周汇报，每周能出什么结果，还周周做幻灯，实验还做不做了？于是笑着问他：“这是谁的好主意啊，真好。”乌都鼻子一摆：“我提的。”于是如此这般把经过说了一遍，末了加上一句：“我们是个团队嘛，这样就可以更紧密地协作啦，我们要…..抱成一团，共同进步嘛。”我打个哈哈，心想：我顶你个肺呃！谁他妈的吃饱了跟你这一身驴味的人抱在一起。

要说乌都真是不幸，因为对橡胶过敏，他做实验只能戴合成树脂的手套。这过敏就让他身边也没有女人，因为他没法用避孕套呀，30多岁的男人了，看着昔日的同学个个抱得美人归，他心里那挠得呀，连窑子都不敢逛。这都是跟我喝500毫升啤酒后和盘托出的，就这孬样，心还不甘。我办了网络，说你可以用无线网卡和我分享。可怜他一直用手机当网卡，又慢又常断线，我说我给你个网卡吧，他拿来一看，说中国制造啊，不要不要，质量不好，非得自己去买一个，回来给我瞧，翻过来一看，还是Made in China。我这网就比他手机快多了，从此他可以轻松看视频了，放着震天响的重金属，屏幕上一个裸女在跳舞，还一脸兴奋要拉我一起看，我可实在受不了他房间那股驴味儿，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一声赶紧逃回屋把自己门关了，上阳台长长吸一口新鲜空气。他也真有耐性，每天重复五首曲子，从来不变，干什么都放，幸好房间隔音效果不错，我也就不做理会。乌都还与实验室的胖妞有些暧昧，胖妞也是东德人，是奥斯本实验室的，到迪特马这里做实验，长着有脑袋三倍大的屁股，或者说有屁股三分之一大的脑袋，实验室作风也是一团糟，把别人的东西用了，放回原位，不跟你说，下次一想用，咦，怎么没啦，一问，啊，不知道，气得你骂娘。胖妞订了婚，乌都还经常跟胖妞两口子出去玩，采蘑菇啦，烧烤什么的，或者出去下馆子打尖儿。平时两人在实验室就是斗虫虫，扭扭捏捏。一次我去实验室找乌都，看他站那，喊他不答应，两眼直勾勾看着前面，我顺着他眼光看去，发现胖妞坐在那里背对乌都给琼脂糖凝胶加DNA样，因为穿着短袖，胖妞的胸罩两条肩带已经滑落到了手臂上，她自己专心加样，对这一失态浑然不知，却被乌都看着正着，直愣愣瞪着两丸儿快掉出来的浅蓝色眼珠子，不知在YY些什么。

就乌都这样，居然跟迪特马合计了一个周五开会的计划，我跟丹尼尔可惨了，私下里丹尼尔恨得牙直痒痒，表面上还是嘻嘻哈哈好似无所畏惧似的。这的确是我人生的一大痛苦经历，每周这样，周三就开始愁着周五有什么东西好讲，迪特马不是个宽容的人，没有任何进展是肯定会被他挖苦的，有什么办法，除了拼命干活，多出结果，也没有多的选择。乌都倒还挺乐观：“这个啊，你看咱们仨把这个‘扎克’各开一条路，在蛋白作用机制、神经信号转导和干细胞培养上平行推进，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汇合到一起，到时候就是一片大文章啦。松，你说我们能在迪特马手下干活不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吗？”我呵呵一苦笑，绞尽脑汁找不出什么话来回答，他又接着说了：“迪特马懂得那么多，我们可以学到很多，还可以通过他认识很多的人，我毕业了准备继续跟他干，做博后，然后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买保时捷，泡靓姐……”看着他咧嘴露着烟熏牙迎风傻笑，我心里打打鼓：这小子真的是病得不轻了。

不过我没料到的是，这每周五的例会，竟成了我的死穴，并最终直接导致我的辞职。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十一）：第一次矛盾激化


周五例会，沉闷的办公室，手臂上已是点点老年斑的迪特马抄着手耐着性子听完了我们的陈述，然后就是对每个人的结果用挖苦的语调进行评述，显摆他从文献上学来的硕果。说着说着就到了金融危机问题上，迪特马开始抱怨说传言明年经费要大大减少了，所以要节约实验室日常开支，又说投Nature一次就是5000欧，开销甚大。突然话锋一转，朝向我说：

“松，我相信中国股市也跌得一塌糊涂。”
“是的，博士，的确情况不怎么好。” 我感到莫名其妙，怎么说起中国股市了。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美国次贷危机，我想这是主要原因。”
“我看不止吧，我想中国人大概很乐意看到这次危机。”他的言语开始带有挑衅意味。
“不会啊，谁也不想看到，各国的经济联系都那么紧，谁都不想看到别人不行了影响自己的贸易。”我还是照实说。
迪特马哼了哼鼻子：“中国总是生产那么多劣质商品，从欧洲骗了那么多钱，现在欧洲哪里有钱来保护自己？”
我靠，这老王八肯定从哪里看了什么消息，现在拿来对付我了。
“不，博士，你们看中的很多东西都是中国生产的，而且，没有中国生产和消费，德国会有多少人失业?”我还是照实说，中国的消费潜力是维持欧洲就业率的一个关键因素。
“那么，钱到哪里去了？不都通过出售劣质商品进了中国人的腰包了吗？你也是受益者之一吧？”说完冲着安可笑，安可也裂开嘴暴着大板牙迎合。

“你什么意思，博士，我想你肯定是被误导了。”我有些火，但是并没有变现出来。
“是吗？这么说全世界想要活命就得靠中国拯救啦？我想中国拯救不了全世界吧。”
“呵呵，如果德国政府不首先想着自己救自己，谁也救不了这场危机。”
“你大概没懂我的意思，德国被卷进来了，德国是无辜的，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了金融危机，因为美国人没钱了，钱都到哪里去了呢？”他抬抬眉毛，阴阳怪气地问我。
“对不起，我不是学经济的，我无法回答。”
“我是说，中国应该为此负责，中国卷走了美国的钱，也把德国和整个欧洲卷进来了，中国欠全世界的钱。”
麻辣个巴子，你他妈的说话真他娘的不过脑子，行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很高兴你这么认为，博士。”我朝他笑笑。他大概以为会把我将住，所以正显出得意的表情，听到我的回答，显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也很高兴这些钱都到了中国手里，我觉得这还不是终点，我只希望能有更多的钱进入中国腰包，尤其是德国人的钱。”我看都没看他们一眼，顿了顿继续说：“因为100年前，欧洲和美国还有日本，他们欠了中国一大笔钱和上千万条人命，我想这些本金加上100年的利息，现在中国从欧洲卷走的钱还不到这笔款的零头，你们还欠我们的。”我看他们都僵在那里。算了，话都挑明了，我也就不客气了。
“我想你们并不了解历史，因为你们喜欢把历史淡化，只赞赏光荣的一面，而把作为强盗小偷流氓和匪徒的历史用书本掩盖。”
“我们掩盖了什么？”迪特马终于开口了，显然他觉得不能让我压倒他。
“掠夺，奴役，100年前，那时后，中国的山东省还是德国的……殖民地。”我真不知道这个中国化的“半殖民地”怎么说，干脆就直接说殖民地了，“直到一战结束，你们战败了，你们丢失了这块地。”我知道世界大战一直是德国人心中的痛，同时我又觉得不能跟这里所有的人对立，虽然一战后山东还是沦落为流氓的盘中餐，我也不想太多地讲述历史，“你们输给了英国、美国和法国。”我重重地说了“法国”这个词，同时瞟了丹尼尔一眼，说：“光荣属于法国！”丹尼尔也想打破这一沉重的局面，于是嘻皮笑脸地也跟着我说：“光荣属于法国！”虽然法国强盗干的那些事同样是罄竹难书，但我还不打算把丹尼尔也绑上德国战车。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是迪特马口若悬河唧唧歪歪没完没了的“演讲”，我根本没去听他在说什么，不过内容可想而知。他也没给我说话的机会，除了他，所有的人都保持着沉默，我想自己的话虽然会让所有欧洲人不快，但他们也都应感觉到迪特马把话讲过头了。一个有国际学生的实验室，最忌讳拿某个学生的祖国开涮，何况是老板，更应明白这一点。我想迪特马太需要一次心理的伤害了，于是就“教育”了他一把。后来他说什么，我根本不想理会，因为对这种处于心理弱势的人，无需太多伤害。迪特马是个弱小的人，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他没有结婚，实际上哪个正常的女人会看上他；他的外型瘦小，3个他那样的把我围住又抱又咬我也可以把他们一一放倒；他的学位是MD而不是PhD，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实验室老板的资格，如果不是所长保荐，他也无事可做，跟所里那些有着PhD或者教授头衔的老板相比，他矮了一大截，所以外表神经质，恐怕也只是为维护一点自尊和掩盖自卑；所里的好事总是最后轮到他，因为他与众老板不合，不懂为人之道，只能把自己封闭在那几平方的办公室里不见天日，只能通过在自己实验室颐指气使来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我是不会让他感觉自己能踩住我的，我的反击使这次例会不欢而散。

有人说到国外就要忍辱负重，我也看了很多传记描述早期出国人员被人奚落，最终通过自己发奋而赢得别人尊敬的故事，但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我不在那个年代，一个来自有毁灭世界的核力量和控制着世界经济命脉的的国家的人，是没必要在强盗和小偷的子孙面前低三下四的。我也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特别是迪特马这种心智不健全之人，更不能退让迎合。

梁子，也就这么结下了。  

walkundersky

国际并不太平，想要出国你有遇到事情后反击的能力吗？

我对迪特马的反击引起了乌都强烈的不满，因为我伤害了他心中神圣的老板。因为乌都好不容易把Diploma混完后，整整三年无事可做，在家当“啃老族”，我想大概因为他这点水平，没哪个公司或者老板想要他吧，后来居然被迪特马录到马普了，自然是对迪特马感恩戴德。他自然想打击一下我，有一次就用比较尖刻的语气说，中国是个军国主义国家，你们总是妄想控制非州。我问这个白痴：“你怎么知道？”他说：“Google”好吧，这家伙看来也是想找事吧，我说，行啊，我们来玩Google。
“你说中国是个军国主义国家，我问，你怎么知道？”
“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嗯，那我们来Google……你看到的德文网页，上面写中国有多少正规军？
“230万。”
“Ok，中国有多大陆地面积。”
“960万平方公里。”
“中国有多少人口？“
“13亿。”
“德国有多少正规军？”
“25万。”
“德国有多大？”
“34万平方公里。”
“多少人口？”
“8800万。”
“好，现在你拿起你的计算器，你先算算中国每平方公里有多少正规军，再算算中国每一千人里有多少正规军，然后你再把德国的这两个数据算一下，比较一下两个国家，你再得出你的结论也不迟。”
“……”
结果不用说，无论是按每平方公里还是每一千人计算，德国的正规军都是中国的数倍。
不过看来乌都并不服输，他说中国支持非洲打内战。
再Google。
网上出现了一幅图片，是打开箱的中国造40毫米单兵反坦克火箭，上面写着中文字，乌都面露喜色，以为把我将住了。我说，别急，咱们继续把网页向下翻。
在后面的一副图，是一排身着迷彩持枪的非洲军人，乌都指着图对我讪笑，我问他，你认识这些枪吗？他回答说中国造的武器他不明白。
我说，乌都啊，我告诉你，他们手上拿的正是德国轻武器库中的精品——MP5冲锋枪和G36突击步枪，我想中国是不会从德国买武器再转卖给非洲的吧？

乌都登时涨红了脸，对于智力偏低又喜欢找欺负的人来说，最大的毛病就是囧的时候语塞和大舌头，他嘟嘟囔囔了半分钟，总算蹦出一句堪称经典的话：“松，你喜欢武器是吧？”
“当然。”
“那总有一天你会拿着枪把你的家人全部都突突了的。”
静……无言……
对于这个小时候被班里流氓当出气筒把牙打落的白痴，我真不知该跟他说些什么好。

德国的新闻机构闹笑话是家常便饭，报纸上常有警察把喇嘛打得瘫在地上的照片，边上都附着诸如“北京如此对待藏人”之类的话。他们有心拿这些照片找我说事时，我会指指照片上警察盾牌上的字样，不屑地说：“看清楚了啊，上面写的尼泊尔！回去好好认认地图，尼泊尔现在还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你非要说长得很像这些黑不溜秋的阿三，我只能对你的视力表示怀疑。”

德国绝非太平之地，慕尼黑更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城市，希特勒当年就从这里走向了柏林。现而今，在这里市中心的玛丽安广场，几乎每个周六都有邪教和“藏独”的集会，打着些无事生非的标语，喊着德语的口号。他们中很少能看见黄种人，一般都是几个欧洲人在主持，顶多有一个亚洲人在里面晃来晃去。我想大概他们干的什么自己也都明白，用欧洲人一个是显摆所谓“国际力量”，另一个也害怕露脸之后中国强大的民间“人肉”力量把他们刨根掘底。到现在我一直很赞同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定义。“藏独”不用说，就一帮垃圾，迟早成为一股极端势力。邪教之所以称邪教，是因为他们的确没有任何作为人的价值可言，早在5.12地震之后，这帮长着华人脸的孙子就在美国各地开展“庆祝游行”，打出巨大的所谓“天灭中华”的横幅，一帮人敲锣打鼓，好不热闹。我想国内知道的人不多，因为现在中央也采取了一副不理不睬的姿态，不再动不动就批，毕竟小小蝼蚁，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几声抽泣，几声凄厉。”但他们还在做着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慕尼黑的一个华人艺术家就曾告诫我们，上街有人平白无故找你握手千万别理。最开始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遇见一个由此遭遇的留德大学生，才知道原委。一般他们会挑选看上去比较稚嫩的大学生或者来此的观光客，那个学生刚来，就遇见了一个瑞典人，过来就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你好，我是XXX电视台的，能对你做个采访吗？”然后伸手，握手，然后问一些简单问题，再做调查问卷，从哪里来的，住哪里，现在在哪里，统统填上。刚从中学走出来的学生哪见过这阵势啊，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鬼子，听着一口流利的京普，又是拉家常又是嘘寒问暖，顿时觉得亲切无比，问什么答什么，看上去也就没事。过几天，事情来了，一封信寄到住的公寓，上书：我们要搞什么什么活动，需要您的捐款。后面再附上接受采访时远处用长焦拍的照，小伙子这才知道中了邪教的道了，没办法啊，照片人家有了，德国的住址和中国的住址，父母的姓名，工作单位，别人统统都拽在手里，不捐款，父母生意还做不做啦，班还上不上啦，只好编故事朝家里要钱。这一捐就不是个无底洞了，每月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催款”通知，后来小伙子实在受不了了，家里也生疑啦，这再怎么花也不会花这么多钱啊，最后逼得小伙子没了办法，只好去了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澄清了事情的缘由，颠来倒去好一阵折腾才算是把事情摆平了。

所以我问，出国，你有心，你敢吗？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十三）：第二次矛盾激化


实验并不顺利，迪特马的想法没能在我的手上实现，因为他认为”扎克”蛋白的加入能够显著提升胚胎干细胞中p57蛋白的表达量，而我的结果显示，即使在细胞中成百倍地诱导表达“扎克”，p57表达量升高也不超过两倍，在干细胞分化阶段，表达升高的量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多，而且现有技术平台中检测细胞中”扎克”与编码p57的DNA结合量的染色体免疫共沉淀技术（ChIP）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导致整个结果的假阳性率偏高，使数据显得忽高忽低。这一切都与迪特马的预想相去甚远。

又是一个周五的例会。我讲述了实验的结果，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下。迪特马当然很不爽了。
“你怎么认为没有表达量的升高，啊，我的教授。”他阴阳怪气、一脸挖苦地问我。
“生物体中的能产生实际影响的升高都是成数量级的，也就是起码10倍的增加，而我的结果却不足两倍。”我指着数据回答。
“如果这不算升高，那什么算升高呢？你懂什么叫升高吗？就是一个比另一个多。”
“可是这个数字太低，完全可能是实验误差造成的。”
“哦，这么说我得好好回大学学习数学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嗯？你浪费了我的钱我的时间，还有我们大家的时间，就为了听你在这里说这不是升高，对吗？”
“对不起，博士，我并不是浪费时间，这个实验我重复了5次，结果都是差不多的，你也看见了我的标准差，我只是陈述事实。”
“那你想什么？终止这项计划？还是我们都拜你为师，学习如何做不出任何结果？”
我一时语塞，是啊，自从上次我顶了他之后，他就要求我先重复安可以前的预实验结果，而现在我的结果，却相当于推翻了安可之前的结论，迪特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的。
“我想现在是你思考在这里继续呆着做实验的意义的时候了。”迪特马看出了我的囧，歪着脑袋用鼻孔对着我不屑地说。

丹尼尔和我一样，也是什么都没有，但他比我能瞎掰和，一会说加样时可能漏加了，一会说细胞死了一半，数据不可靠啦，反正就是找些无聊的原因，目的就一个，想说明下一次再做的时候一定多加注意小心谨慎。迪特马对他的解释无可奈何，只好表示原谅他的错误手法。

再下一个是乌都，乌都展示了他的一张免疫印迹的照片，照片上一堆对照都有目的条带，就偏偏要的那个地方没有任何信号。
“嗯，怎么会没有呢？”迪特马翻着白眼。
“我想，是我在洗涤的时候不小心冲掉了。”
这是一个白痴才想得出，也是白痴才相信的理由，蛋白在免疫印迹实验中会牢牢嵌入固相支持膜内部，不用强烈的变性条件，根本剔除不了。何况蛋白与蛋白靠得那么紧，一张银行卡大小的膜上，你一百毫升洗涤液冲下去，怎么可能单单冲掉你要的那一条？
“嗯，我想也是，那地方不会没有蛋白的，一定是你不小心冲掉了。”迪特马赞同地点点头。
“我需要再做一遍吗？”乌都问。
“不用浪费啦，你可以做一个美工，自己在那个位置描一条上去。”迪特马若有所思地说。
我当时就有崩溃的心理，天啊，这是传说中的德国人吗？乌都白痴也就罢了，你一个老板还不明白这点技术常识，没有就是没有啦，说明没有表达，而且我知道，乌都是在筛选了6张膜之后才挑的这一张，也就是说，他做了6遍，全是阴性，难道每次都是“被冲掉了”？？！

谁知迪特马把头扭向我：“你看到啦，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结果，都能解释自己的东西，而你呢？”他突然把音调拉得很高，“浪费我的钱，却告诉我什么都没有，你在干什么？”他一巴掌狠狠拍在桌子上，高声嚷道：“你的工资从哪里来？我的预算从哪里来？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没钱的时候可以在实验室开个中国餐馆，我们来当服务员，你负责做菜，嗯？？！”

“不，博士，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只是对我本周的实验结果做的描述。”我用平淡低沉的语调回答，实际上内心已经是勃然大怒。但我不想反应激烈，平淡更能伤他的自尊。“我不会对我的结果产生怀疑，因为我的所有步骤都遵照了实验室的规定，一些样品也都是我们大家一起制备的，我只是检测了样品中的p57含量，如果他们都有结果，而我没有，那就说明事实是没有。”我死不松口，突然有一种很想让他抓狂的冲动。

我认为迪特马就是在一个逻辑混乱的背景下对我进行的指责。如果”扎克”真的能够上调那么多蛋白的表达量的话，那么同一管样品中，乌都的结果显示他的目标蛋白含量升高，那么要么是我的手法有问题，要么就是实际本来就是我的目标蛋白量不会变化。虽然我才来，却比丹尼尔和乌都从事实验室基础研究的时间都要久，而且与他们的什么都没有不同，我已经有点豆腐块文章了，从另一面也说明我的手法稳定性要超过另两个PhD学生。但如果迪特马非要我把没有的做出有的来，除非就像他说的，用软件“描一条”。用这种不齿手段教导学生，还好意思指责我没出结果。

后来可想而知，迪特马整整一个小时的絮叨，我还是那样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反正他不给我插话的机会，一个问题分八个方向絮叨八遍，只有这个病人才做得出来。

“你们中国没有人研究‘扎克’，”迪特马斜着眼睛冷冷看着我，“所以我觉得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因为他们起码在研究‘扎克’……”他指的是台湾的一个姓黄的人做的研究，发了些小文章，但引用迪特马文章的频率比较高，所以迪特马一直很关注这个“国防部卫生研究院”的人。

上帝啊，宽恕这个无知的人吧……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十四）：萌生去意


再在这样的实验室呆下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我看不到这个课题的前途所在，如果再这样耗下去，空有一个留德博士的头衔，搭进去的将是自己的PhD生涯，最终或许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对这样的导师，老板，我已经从骨子里看不起他了。在精神上纯属一个病人，如此的弱小，窝里横。经费吃紧了不怪自己没本事，不学着别的老板上下打典关系，却整天在实验室抱怨学生浪费钱。而且动不动就满嘴喷粪，居然站在走廊上当着众人的面，大呼那个威尔士的博士后是“狗屎”。对这样一个没有气度和心胸的导师，一个没有前途的老板，一个当别的老板都已经是研究所的正式职工时、自己还是一个三年一签合同的算是临时聘用的老板，一个被所长罩着而又玩弄于股掌中不敢有任何动作的老板，一个弱者，一颗虚伪和自卑的心脏，我已没有跟着他的必要了。

我开始尝试自己重新寻找新的工作单位。因为在马普这一折腾就已经耽搁了半年多，我不想再在研究方向的入门上还磕磕跘跘，于是就专一寻找最熟悉的病毒学方面的导师。这时，一个想法跃入脑海，当年我在做病毒时，曾经因为对一篇PNAS杂志的文章产生疑问而咨询过该文章的通讯作者、慕尼黑大学的汉斯教授，因为对很多东西的看法不同，你来我往地还争论过一段时间。当时出国前写申请时，因为汉斯教授的神经病理学研究所网站上写的只招收临床神经病理技术员做解剖工作，所以我就没有给他发信。现在何不尝试一下呢？连忙上网一查，发现网页还是和一年前的一样，就那点东西，没有招收PhD的需求。但现在我在马普已经进退维谷，再说汉斯教授就在慕尼黑，如果有幸被录取，我还省很多搬家的麻烦。

汉斯教授是慕尼黑大学的一个老牛人，是世界知名的神经病理学家和病毒学家，神经病理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是欧洲脑库的掌门人，我看了他的照片，长着络腮胡子，外貌很像他的名字“汉斯”，容易让人想到壮硕的冰岛猎人，提着木棒在冰面猎杀海豹。我用很谦恭的语气给他写了一封信，毕竟他如何看待这种“转会”申请，我还不得而知。

信是周一晚上发出去的，周二中午我吃完饭无意中打开邮箱，就发现了汉斯教授的回复，他约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周四或者周五下午跟他面谈。一霎那间我欣喜若狂，且不说这就意味着有了7成成功的把握，光是想到能够师从名家门下，就足以让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利用晚上开始制作幻灯，准备措辞，希望能够在面试时能一举通关。但在表面上我还是表现得每天忧心重重，似乎总在思考着实验的问题。做过曲艺表演的一大好处就是，情绪可以自我调节，并把这种情绪表现在面部，掩盖内心深处的想法。

（下一篇：第二次面试）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十五）：第二次面试


因为在德国已经生活了半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已不再感到生疏，心态也比刚到马普面试时要沉稳了许多。首先在Google地图上找到神经病理学研究所（ZNP）大楼的所在地，然后看好路线，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到了ZNP门口。

这是一栋金属质地的深灰色大楼，坐落于慕尼黑大学附属医院旁的慕尼黑大学高技术校区内，旁边就是慕尼黑大学著名的基因中心。我走进大楼，发现这是一栋现代感比较强的建筑，整个楼里是框架结构，一楼大厅直接通过顶楼的天花板采自然光，所有的办公室都是用玻璃作为墙面，直接分割而成。汉斯教授的办公室在2楼，也就是德国的一楼（1G），当我见到汉斯教授的时候，他走过来伸出手跟我说了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你好！”

当时就有了遇见邪教的感觉，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用郭达和蔡铭演的小品里的台词回答说：“你也好！”我迅速打量了一下汉斯教授，个头不高，国字脸，一双棕色眼睛从眼镜后面透出精明神色，头发有些花白，比照片上要老了很多，但络腮胡子没有变，亚麻色休闲西装，打着领带，整个外型乍一看去就像好莱坞著名老头儿肖恩.康纳利。呵呵，跟肖恩一起演戏的明星恰恰有我最喜欢的两个，一个是《勇闯夺命岛》中的硬汉尼古拉斯.凯奇，另一个是《偷天换日》中的大美女凯瑟琳.泽塔琼斯。大概是火爆大片的关系，我瞬间对这个长得颇像肖恩的老头子产生了好感。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想明白当时我的回答为什么是“你也好”。

“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一落座，他就用英语问我，“我是说你的姓，是历史的史还是石头的石。”
“石头的石。”
“哦，我知道中文一般有四个音，写成英文却只有一个，中文拼音有音标，但看着英文却不知道是哪一个字，所以我只是想明确一下，现在我知道了，你是姓石头的石。”老头絮絮叨叨地说。
“啊，你会中文？真没想到。”
“不不，我只是学了一点发音，我以前有一个中国学生，啊，你从哪里来？”他舔了舔嘴皮，“我是说，你做的是硕士学位，你在哪里做的硕士？”
“中国CDC，北京。”
“啊，为什么每个中国学生都说自己来自北京，随便碰到一个中国人，一问哪里来，都说北京。”老头一脸讪笑。
“我想大概是因为北京是首都，集中了一批中国最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而这些地方的学生，就具备能力在慕尼黑大学这样著名的机构深造。”我也舔舔嘴皮，一脸诚恳，既不忘抬高自己，也不忘拍拍慕尼黑大学教授的马屁。
果然老头子嘻嘻一笑，看样子很高兴，接着问我：“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离开马克斯普朗克？”这是我早知道他要问的问题，我就给了他在西方国家最容易接受的答案：
“两个原因，首先，我对目前的课题不感兴趣，第二，现在我在的实验室经费不足，无法实践我的想法。”
老头子赞同地点了点头，显然他认可了我的回答。
“我曾经也有一个中国学生，她叫XX”，老头一边说，一边拿起笔，在纸上写起中文字来，我看了一下，他居然写的是正楷字。“不过她毕业了，最近她可能会回来看看。她现在在德国了，加入了德国籍，因为她嫁了一个德国人”，老头又笑一笑，“她就是从北京大学来的，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吧？”“在中国大陆地区，目前是。”我据实回答，毕竟跟港大台大之类的学府比，北大综合实力的确要落后一大截。
“好，我们谈谈学术吧，不能光顾着聊天了。”老头子拿起一支屁股后面已经被咬得满是牙印、油漆也已经掉光的铅笔吊在嘴里，打开他的新款苹果电脑，我们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得聊起了病毒学和神经病理学的进展情况，讨论某些假想所在的文献。这样大约过了半小时光景，老头看了看表：“嗯差不多了，我去找阿明教授，让他带你把实验室参观一下。”

我知道这种所谓的“参观”，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面试。因为说得再好听都逃不了吹牛皮的嫌疑，真正操作没操作过病毒，进一趟传染病实验室就知道了，穿衣脱衣和防护的讲究，没有经历过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经历了但不熟悉的人，也是肯定做不好的。这对我来说，那真的是小菜一碟了，我在国内折腾两年，受过专业训练，进出没有500次也有300次啦，一套一套中规中矩，甚至阿明教授根本不用告诉我什么在哪里，我就可以很轻松的找到某件东西，毕竟传染病实验室的操作都是规范化的。一边很熟练地穿戴，一边和阿明教授谈着学术问题，阿明是个高大的德国人，他给我介绍了整栋楼的分配情况，楼上楼下分别做什么的，哪里是2级实验室，哪里是3级实验室，哪里饲养普通动物，哪里饲养感染动物，哪里做转基因动物模型。我也跟他大致介绍了一下在国内病毒实验室的结构组成情况。在这个庞大的实验室转悠，众多的仪器和宽敞的空间让我暗暗吃惊，真不愧是全德国最大的神经病理学实验室，充足的经费，完善的设备，到位的配置，都让在这里工作的人无后顾之忧。从基本的基因分析、机制探索到诊断技术的开发和治疗药物的合成，齐全的部门使这里成为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研发能力的地方，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生物医学实验室能达到这个水平。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实验室里人数并不多，每个人都有自己按部就班的研究计划，我总算明白他们是如何保证每个博士生都至少有PNAS的了。本来心高气傲。现在才感觉自己就像井底之蛙，终于到了发达国家。因为和这个实验室比，马普所那个小小的实验室就如同上个世纪的景观。

出来后汉斯问阿明：“怎么样。”阿明说：“是个做科学家的料。”汉斯看着我哈哈哈一笑：“现在，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开始工作。”我迟疑了一下：“两个月后，因为我需要先辞职，然后根据规定我还得等6个星期才能走，而且，”我推了一下眼镜，“现在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导师说辞职的事，因为这样必然会让他大发雷霆。”这是实话，我也摆出为难的表情。谁知汉斯教授说：“这没问题，如果需要，你告诉我，我给他打电话解释。”哈哈哈，要的就是这句话，有这样的底线，我可以放心安排辞职的事了。

接下来就是谈所有职场面试的关键环节——待遇和住房。“教授，我想知道我的待遇是什么，奖学金还是工作合同？”“工作合同，当然是工作合同。”太好了，这样我就在待遇上有了个巨大的提高。“那住房呢？我想在这周围找房子大概不容易。”“没问题，房子研究所解决，我们在附近给你找，很近，放心，小菜一碟。”教授露出老头子少有的顽皮笑脸，哈哈哈，我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十六）：圣诞节前的示弱


辞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迪特马已经被惹恼了，他认为我又懒又笨。现在不仅不给我好脸色看，还造谣生事无事生非，写信给奥斯本说，这个中国学生一无是处，每周工作时间才30个小时。奥斯本给我发信，说看吧，你老板又在抱怨了。呵呵，也不知道迪特马怎么编的谎话，真是没脑子啊，就算从不在晚上或周末加班，我每天8点到实验室，下午6点离开，刨去中午吃饭1小时（我没有午睡习惯），一天工作也是9个小时，一周5天也是45小时，何况因为实验量增大，我还经常加班。30小时，亏他想得出来啊。以现在的状况，如果我直接提出辞职，按规定迪特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我直接取消合同就是了。但迪特马这人不是按常理出牌的，说不定他会在背后给我捣鼓些什么，会让辞职行动泡汤，而且外面的人虽然也瞧不起他，但我突然的辞职也会让众人觉得我是属于“背叛”，转而同情迪特马，从而在情理道义上使我处于下风。何况我还打算在辞职这件事上让迪特马处于被动地位，被众人所指，从而教训他一把。既然这样，我就得好好谋划整个过程，首先就得让自己处于弱者地位。

从汉斯教授那里面试回来没几天就快放假了。放假时间是从12月20号开始，因为圣诞节过后紧接着是新年，虽然之间有两天是工作日，但在这种国有事业单位的实验室，一般没有谁会上班的（不知迪特马会不会），只有行政部门有几个人来晃悠一下。新年一般放到1月2号，3号是工作日，4号是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公共假，然后紧接着是周末两天公共假，所以1月3号同样没人上班，因此整个圣诞——新年假期实际是从12月20号到1月6号，7号才有人上班。和国内事业单位一样，虽然放假是从12月20号开始，但实际上从17号开始各实验室就陆续有人逃跑，到19号基本就没人上班了。一般的老板对这些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19号，绝大多数老板也都逃了。但迪特马绝对不会这样，他也许安排了假期和安可的出游活动，但在19号，他是绝对会坚持到底的，呵呵，他没别的事干，不坐办公室能干什么。所以我们实验室也都得跟着他一起坚持。因为19号是周五，按理还是开例会的日子。其它实验室的例会早在一周前就都停了，就迪特马的实验室照开不误。而且很多老板会自己掏腰包请学生们聚餐，幸苦一年了，年末了撮一顿，有什么矛盾过结也就一笑了之，看上去和中国一模一样呵，人之常情嘛。可迪特马不是正常人，所以这种事绝对不会出现的，他很吝啬，从不请学生吃饭，连个糕点什么的也不会请人吃，我在他办公室，他吃糖都是背对着我偷偷剥糖纸，尽量不弄出响声。要是有所谓的请人吃饭，而且非请不可的，他都让安可掏腰包，自己一分不出。所以虽然到了年末，大家心里高兴，想着回家团聚了，表面上还是得绷着脸做实验，看不出与平常有什么不同。

19号，周五，进了迪特马办公室，我们又开始了例行的一周实验总结。我把自己的实验讲了一遍，实验结果还是没有达到迪特马的预期，只不过为了让他恼怒，我把实验中出现的假阳性结果也讲了，并且开始列举现在的实验平台的缺陷和系统误差中能导致这些飘忽结果的因素，但语言不再铿锵，而是尽量用前舌发音，这样就显得底气不足。我还没讲完，迪特马就把我打断了：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还是那样的阴阳怪气。
“不，不，对不起，博士，我……我…..”我开始装出紧张害怕的样子，舌头开始打颤.
“什么？！你还是什么都不对，你的这个脑子到底在想什么，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蠢货！”迪特马没有什么城府，我一示弱，他立刻就把住我开始使用侮辱性的语言。我看见丹尼尔在一旁轻轻地撇嘴，安可把头埋了下来。
上钩了！
“你自己说，因为你如此愚蠢的行径，浪费了我多少钱，到现在你还是得不出结果，你这蠢货！”迪特马嗔怒道，看到我没有反应，他心里大概高兴，心想总算把我镇住了。
“你的实验就是这样，你们中国人就是这么愚蠢。这些结果总是进进退退，你来了有多久了？”
“半年了，博士。”我显得很沮丧，声调放得很低。
“半年！！我的上帝！”他做出夸张的姿势，“我犯了个多么严重的错误啊，居然花了这么多钱在你这个蠢货上。”他抄起手，露出小臂上褐色的老年斑，“你说说你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每一次你的幻灯都是让人莫名其妙，大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好吧，一开始你来面试的时候，我们感觉你讲得还不错，以为你是个做研究的材料，可是现在我才明白，你把我们大家都骗了，你一无是处，只会他妈的胡扯
（不知翻译对不对，他的原话就是bloody bullshit）！！”

我把头低低地埋下，一丝丝地轻轻呼吸，这样脸就很快涨红，显得紧张害怕而不知所措。
“你他妈的来这里干什么（原话用的是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re）？”他越发嚣张了，仿佛想一次把对我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出来。我没看他，继续埋着头，两手慢慢地放在腿上轻轻地搓，显得越发紧张胆小。
“我想，你可以考虑终止这个项目了。”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我吃了一惊，他不会把我开除吧，要是那样我就被动了。“我建议你从明年开始跟着乌都做实验。”他用老板的冰冷语气压住我，我轻轻点了一下头，脸上的申请更加沮丧了。
“还有，你下午3点以前给我交一份计划，详细列出你到底以后想做什么，还有，圣诞节你就别放假了，留在这里做实验吧。”我靠，他终于玩过火了。
我慢慢抬起头，用迷茫的眼神看着他，嘴里带着哭腔问道：“为什么？我想休息。”
“休息？！你们中国人需要放圣诞节吗？这不是你们的节日！如果你要放假，好，那就给我列个计划，哪一天你到哪里去，都给我写清楚。你准备去哪里？”
“我......我......我还没想好，先生……”我很伤感地回答。
“没想好？！”他用带着挖苦的语气说，“你连去哪里过圣诞都没想好，我凭什么放你假，我是你的老板，我让你什么时候放假，你就什么时候才能休息。”
呵呵呵，欺负老子是吧，这王八未免还嫩了些……我心里暗暗琢磨。
“所以——我建议你最好是在这里做实验，把预期结果都写在计划上，我放假回来要一一检查。”语气斩钉截铁，不容反驳，他真的得寸进尺了。
……
不知道参加这个会的其他人心里怎么想，我估计不是给镇住了就是暗暗为我担忧。因为平常我都很温和，眼里有活儿，谁做事需要帮忙我都主动搭把手，平时也注意清理设备和准备实验材料，只要我做完实验的台面下一个人再用都会感觉很舒服，所有东西都摆放到位，耗材齐全充足。而且不论谁需要什么试剂或者原料，只要我有的，都毫不吝啬地给出来，还带上一句：“想用就自己拿，一直都在这个位置搁着，快用完了给我说一声就行。”我也基本不用别人的耗材，需要的时候都是征得别人的同意，用完了再放回原位，良好的实验室操作品格得到其他人的肯定。生活中我也是个嘻嘻哈哈的人，喝酒打球，对小事也不计较，所以我想他们应该觉得我很可怜。

这次例会自然使我有了充足的理由辞职。散会后迪特马又把我单独训了半小时，还是那样，一个问题说八遍，当我脸色发灰地走出办公室时，早已等候在外面多时的丹尼尔、安可和乌都都迎上来，劝我不要伤心难过，你爷爷的，老子现在比谁都开心，只是不能让你们知道罢了。他们甚至商量好了一个帮助计划，想让我呆会儿聚一起讨论一下，帮我制定圣诞节的实验计划。我此时显得早已是脸色土灰，有气无力，只好语无伦次地谢谢他们，并请他们先让我单独静一静。来到卫生间，关上门，确认四下没人后，我高兴地使劲蹦达了两下，一不小心膝盖撞到了便池上，我又捂着膝盖哎哟了半天。用冷水使劲洗了洗脸，擦干了，照照镜子，确认没有因为兴奋而红光满面，就又来到办公室，问迪特马：“博士，我想和你谈一谈。”他头也不抬，不屑地摆摆手，表示不想听我废话，但我还是接着说：“我决定辞职，虽然我知道这里的人都是很好的人……”我带着哭腔，哽咽着说，“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了，我跟不上。”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霎那之间我心里百感交集，居然真的热泪盈眶。

“这样最好……”他轻声嘟囔了一句。

可以实施计划了。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十七）：寻求支援


既然挑明了，就是考虑该如何推进辞职进程的时候了，摆好的棋子就看怎么走最合适。在一个法治社会，要想维护自身利益，首先需要把自己置身于法律保护之下。德国的法律我不甚明了，所以决定求助卡萝拉。

卡萝拉是学委会秘书，一个胖胖的巴伐利亚老太太，属于胖得买不到裤子、只能一年四季穿裙子的那一类。她是战后出生的第一批德国人，在所里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主要负责学生工作，可以说上上下下没有她不熟悉的。卡萝拉为人热情正直，做事公平合理，待人接物恰当，守信用，所以人气很旺。而她做学生工作都是从学生利益角度出发，所以疑难事找她肯定没问题。不过人都有两面性，卡萝拉是个热烈支持巴伐利亚独立的人，因为她认为德国在二战犯下的罪行和平静的巴伐利亚没有关系。我曾经跟她聊起过二战，她的言语中透出对柏林的不屑和鄙视。人认识的局限性往往在外人看来就是那么滑稽可笑，事实上正是因为巴伐利亚的平静，才给了纳粹主义孕育壮大的温床，才使希特勒在慕尼黑建立了自己庞大的组织并最终把德国踢向战争的深渊。迪特马不喜欢卡萝拉，因为他觉得卡萝拉没本事，只是个跑腿的。话说回来，有谁迪特马看得起呢，即便是对安可，他有时也会恶语相向。关于迪特马对卡萝拉的态度，所里面的风言风语肯定早已传到卡萝拉耳朵里，因此我赌卡萝拉一定会尽力帮助我，并且严守这个秘密。

我跑到卡萝拉办公室，哭丧着脸把事情的原委一一说了一遍。卡萝拉认真听着，脸上的晴转多云、多云转阴，她安慰我说：“不要伤心，所里都知道迪特马是个怪人，但我没想到他会那么刻薄。不过在做这个决定前，你要想想能找到另外的工作吗？”我不想告诉她说我已经先找了工作，只能告诉她我相信有能力找到，实在不行我就回国，但无论如何，我是坚定地要离开迪特马的实验室的。卡萝拉说：“我支持你的辞职决定，你不能跟这种粗人做研究。别担心，迪特马无权阻挠你的辞职，我现在就帮你给所办公室写辞职信，我们一起来写。”她立即打开word文档，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一边写一边问我这句话合适不合适，她还自作主张特意写上了迪特马最后说的那句“这样最好……”，我也默许了。不多一会儿，信就写完了。然后打印出来两份，再粘帖一份到电子邮箱，准备发给所办公室，发之前，她又问我：“你真的有信心找到新工作吗？”“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尽最大努力！”我点点头，卡萝拉这才发送了邮件。随后问我：“你这种情况，属于导师对你进行了人身攻击和侮辱，并且利用导师的权威，对学生进行压迫和威胁，剥夺学生休假的权利，按照马普的规定和德国的法律，他应当受到严重警告。我打算通知工会，你觉得有必要吗？”我心想万一迪特马跑到所办去瞎闹就糟了，祭出工会大旗，他应该就不敢动弹了，于是就点点头。德国的工会有很大的权力，不像中国工会就是个摆设，德国工会定期组织工人罢工和游行，协助工人进行权益诉讼，对于保障工人利益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在马普做PhD，属于马普的临时雇员，因此也属于“工人”行列。中国不一样哈，阶级利益矛盾冲突复杂，非得划出个边界模糊的“知识分子”。卡萝拉把两封辞职信打印件一封发给工会，一封发给所办，然后给工会打电话，言辞激昂地把我的遭遇都说了一遍，还带上了那句“这样最好……”

这下迪特马废了，我想。

卡萝拉又跟我说，辞职分为两种，一种是快速辞职，但这需要导师签字，另一种是常规辞职，这需要用6周，因为正好是圣诞放假，所以从一月开始才会处理我的辞职申请。鉴于我要重新找工作，她建议我最好选择后者，这样迪特马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在这6周期间，我还是马普的雇员，所以我还是得在马普上班，并且马普也会付我工资，但迪特马不是好人，如果没法和他一起工作，卡萝拉建议我先去看医生，借以请病假，但生理疾病不好装，因为都要检查，我可以佯装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倾向，“实际上长期跟迪特马一起工作，已经让你有抑郁了，这是事实，不是吗？”她朝我眨眨眼睛，“按常理医生只会给你一周的病假，但你可以继续装病啊，心理疾病是无法用常规检查得出结论的，只能靠你说，这样你就麻烦一点，每周都得去医生那里开证明，迪特马拿你也没办法，工资还得照发，嘿嘿。”然后她还告诉我，她的能力有限，但可以帮我留意所里面其他实验室的位置情况，一旦有空缺，随时联系我。我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慈祥的巴伐利亚老太太，她把各种情况都帮我考虑好了，心里不禁为自己隐瞒了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实感到羞愧。但情势所迫，我不得不如此。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把迪特马抛开而由我自行掌控，因为德国有严格的保密制度，不会透露任何申诉人的信息，即使所办公室和马普管理部门给迪特马发严重警告，也不会透露给他任何关于我列举他罪状的具体内容。任何的泄露行为如果使我招致人身攻击，工会将对泄露的人员提出法律诉讼。所以我很放心的跟工会谈起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并强调是不堪忍受侮辱和权利剥夺而愤然辞职的，现在已经有了抑郁的初期症状，比如夜不能寐、盗汗、幻听等等。工会的人翻翻案底，居然告诉我说我哪里是第一个从迪特马实验室辞职的PhD学生啊！前后共有5人从他那里辞职，所不同的是前5个都是女生，其中一个女生在开会时因为得不出迪特马想要的结果而招致谩骂，这个女生实在受不了了，借故上厕所想要离开，被迪特马一把抓住肩膀使劲摇晃，最后该女生以“性骚扰”的罪名叫来了警察。要不是靠着所长出面极力说情，迪特马早就被带回警局审问了（有权有势的确好使）。这件事的结局是迪特马仅拿了个警告处分了事，那个女生也由所长出面换到了所里另一个实验室。“这次又是他，放心，我们会督促所办公室尽快办理你的辞职申请的”，工会的人微笑着对我说，“回去注意休息。”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十八）：最后的反应


卡萝拉的邮件是中午1点发出去的，下午2点半，当我走到实验室门口，迎面就碰上了急匆匆丹尼尔。

“松，我正找你，迪特马让我来劝劝你，让你不要辞职，收回你的辞职信。”丹尼尔似乎一脸苦相地说。我们进了PhD学生办公室，丹尼尔伸着脖子看看外面，迪特马的办公室紧闭着。“安可在里面。”丹尼尔对我说，随后轻轻关上门，“他找安可讨论你辞职的事，”丹尼尔摆摆手，看看办公室就我们俩，他压低声音说：“说实话，我很赞成你的辞职，如果我是你，我也会那么做，那个……”他指指迪特马办公室的方向，“做得太过分了，这是野蛮人才做的事，跟他没什么好说，辞职就对了。”丹尼尔的话让我心中窃喜，现在我知道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起码法国人同情我并支持我，虽然他不敢直接顶撞迪特马，但至少站在了我这一边。
“那么以后你打算怎么办？”丹尼尔轻轻呷了口咖啡，问我。
“打算重新找一份工作。”我还是不打算暴露。
“松，你要想好了，现在金融危机，公司在裁员，经费在缩减，这个时候找工作会很难的，实验室很难有空闲的PhD位置。”

说实话，丹尼尔的提法在我当初计划辞职时就考虑过，现在的光景不比往年，不论是哪国实验室，都面临经费缩减的问题。PhD学生的工资是直接从老板的科研经费里扣除的，很多老板腰包瘪了，不得不停止实验室扩张计划。按理说找工作就比以前要难了。这种态势下，我选择找重量级的老板，因为这些老板手上往往握着关系国家命脉的研究计划。政府的考虑往往是瘦哪里也不能瘦了命根子，所以即使缩减了国家的整个研究经费，也要优先保障这些重点项目的进行。在这种政策指引下，汉斯教授这样的大老板自然就受影响不大，而迪特马这样的小把戏就是被牺牲的对象。再者，大老板有决定权，他能够直接指挥经费的用度，只要不是手头特别紧，他是不会在乎PhD学生的那点工资的，而小老板却不行，他们的经费往往是“分我一杯羹”这样得来的，上面还有大老板压着，因此小老板得看脸色行事，不敢轻易动钱，免得显出一副扩张赶超的姿态，致使影响以后的升迁。不过一般人的想法是：大老板名气大，不仅周围精英荟萃人才众多，而且必受众人追捧从而导致人满为患，因此普通情况下是不敢对大老板下手的；小老板也许才开张，为了以后的发展，必然广吸人才，届时当他飞黄藤达之时，我也早已成了他的得力副手，可以力主一方了。这种想法放在股市上算是熊市时期关注小盘股，“船小好掉头”，舍弃大盘股，自然不会错，然而放在科研上就不行了。科研领域如同政治，需要“大人物”拉抬，才容易有所成长，且导师招牌大了，学生自然也会跟着沾点光。因此我就找了大老板自荐，虽然这个想法也是许多人选择国内导师时走的路子，但国内人申请国外导师时，就往往走的就是“熊市炒股”的策略：挑小老板。我却非在“熊市”挑选汉斯教授这支“大盘股”，算是逆向思维的路子吧。

丹尼尔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个网页。“这是 Nature jobs，专门查找博士和博士后位置的网站，你可以试试在慕尼黑搜一下，看看还有多少，记住这个网址了吗？希望这对你有所帮助。”丹尼尔瘪瘪嘴，“你的电话号码别变啊，变了也请告诉我，这样如果你还在慕尼黑的话，我们还可以叫你出去喝酒打球。”他冲我狡诘地笑笑，我突然觉得这家伙还挺可爱。

后来丹尼尔告诉我，迪特马找每一个人都谈了，神情沮丧嘟嘟囔囔，他寄希望有人能把我拉回来，呵呵呵，开玩笑呃，开工没有回头箭，哪有吃回头草的道理。而且众人似乎都不理他，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来劝我回心转意的，包括安卡。

这个圣诞节迪特马可是过得难受了，学生辞职，不仅他面子上难以过得去，还收到了所里的警告，在他的操行评定上又添了一项对学生进行人格侮辱的不良记录。而且没有不透风的墙，节后很快就会有人把那个壮壮的总是笑嘻嘻的中国大男孩儿被迪特马羞辱而辞职的消息传到所里的每个角落，成为众人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这只会让人们更瞧不起他，特别是那些老板们，会使迪特马更加抬不起头的。我完全可以想象迪特马是怎么过这个寝食难安的圣诞节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12月23号这天，我收到了丹尼尔转发给我的迪特马的邮件，信里说：松，我和安可、丹尼尔，还有乌都讨论过了，我们一直认为你是因为初来乍到不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心理应激，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并谅解你的过激行为。希望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认真考虑你的未来。我已决定明年一开始先让你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等完全熟悉实验室环境，并且感觉很放松了，再开展你自己的课题，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你真诚的迪特马。

呵呵呵，这老王八到现在还想着我的行动是过激的呢，他就是不道歉，而且还不把信发给我本人，而是直接群发给其他人，让别人转发给我，这心理真不是常人能想象的。迪特马家里没有网络，他肯定是跑到办公室来写的信，呵呵呵，你慢慢过日子吧，大爷我不会理睬你的。

12月28号这天，我又收到丹尼尔转发给我的迪特马写给我的信，说：松，祝你新年愉快，并请认真考虑辞职的必要性，你的将来是不确定的，没必要冒如此风险。我已经请所办公室暂时停止对你辞职申请的办理过程，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之后收回辞呈。

靠，这王八就是王八，不仅死不悔改，还敢叫停我的辞呈办理，你狠是吧，行，看我怎么收拾你。30号是工作日，我发了三封信出去。第一封给所办，请他们继续进行我的辞呈办理程序，原因是迪特马的行径让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考虑了；第二封给工会，说迪特马提请所办暂停我的辞职程序，并称我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是“过激行为”，他没有对自己的错误做任何的反省，然后附上他写的信；第三封信给迪特马，我在信上说：尊敬的迪特马博士，谢谢你对我新年的祝福，也祝你新年快乐，但遗憾地告诉你，我不打算收回辞呈，并已提请所办继续辞职程序。至于我的未来，那是我自己考虑的范畴，风险我自己承担。另外，希望你能修改实验室值日表，早日找到一个更合适的PhD学生来完成你的课题。希望你能尽情享受新年，和你的家人一起。

我当然知道他是孤身一人，我装傻，装不知道，挑起他内心的自卑，让他“好好过年”，体会体会中国人所说的“年关”。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十九）：再见，Max-Planck

假期结束后，我再也没去迪特马的办公室。有时偶然迎面遇见迪特马，会看见他立马低头转身找个缝溜进去躲起来，而我则大大咧咧继续走我的路。上班之后的第二十天，我推开他这一个月来白天一直紧闭的办公室门，轻轻地，用仅借一丝空气就能钻进他耳朵的声音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找到了一份新工作。”看着他惊愕地抬头望着我，我轻蔑地对他一笑，关上了门。
......
汉斯教授那里的入学手续比较麻烦，马普的合同是奖学金，换到大学了就要改成工作合同，少不了要跑移民局进行沟通。好在有卡萝拉帮忙，她和我一起去移民局，把辞职的事情解释了一下，然后很顺利地就办理好了工作签证、工作许可、税卡等等，这些都是原来不曾有过的东西。

其实我一直担心住房的问题。慕尼黑的大学生宿舍一直很紧张，因为很多学生毕业找不着工作，依然赖在以前的寝室里，这样一来新的学生就没有房子住。最常见的就是排队等房，而在排队期间就得自己在外面找房子，租那些私人建的房子，这样就少不了和房东磕磕碰碰。我的一个慕尼黑工大的朋友，来到慕尼黑就排队，已经等了整整一年，还没分到属于自己的宿舍，只好租了当地人的房子。相对于便宜实用的学生宿舍来讲，这种在外面租的房子就要昂贵得多，不仅自己交水电费，还有暖气供给也得自己给钱。我就担心自己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于是向汉斯教授的秘书求证，秘书笑笑说：“放心，还没有哪次汉斯教授说要给学生找宿舍会落空的。”

几天后我就拿到了宿舍的合同，一个单套间，独立卫生间、厨房和阳台，价格虽然比在马普的房子便宜不了多少，但起码不用跟别人合用一些设施，这样就很自在，而且我不用交水电费和暖气费。想找到这样的房子的确很难，这大概就是权力彰显的作用吧。

春节是跟一帮朋友一起过的。正好是周末的下午，一边看春晚一边包饺子，朋友的房子比较冷，因为他为了省钱而关了暖气，好在人多，而且电器很多，散热量大，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爽。现在的年味早已淡化，即使在异国过春节，也没感觉有什么太大异样。
......
雪后的清晨，太阳刚刚出来，虽然时间上已经是春天，积雪却依然不浅。一只早起的红腹游隼从阳台上飞身而下，快到地面才猛地打开翅膀，估计它今天又是小有斩获。这是我在马普的最后一天，不想把一切做得震天动地，所以早早来到实验室，按照规定，把个人仪器收拾好，保存的样品一一检查完毕并贴上标签，放到规定的位置，然后去所里的各个办公室，把各种东西上交，签字......没有波折，没有意外，一切都如同往常。我收拾好了行李，衣服鞋子锅碗瓢盆，虽然已经生活半年，东西却不多，并不像我预计的那样大包小包。也许早已注定要离开，我居然没有置备什么像样的东西。忽然心里涌起一丝伤感，曾经承载着梦想的地方，却又在7个月后匆匆告别，仿佛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到底是谁之过？

深深吸了一口在阳光覆盖下已稍显暖和的空气，我默默地离开了这个“阿尔滋海默和克莱培林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

时间不凑巧，这天正好是慕尼黑公交系统罢工的日子。没有地铁，没有公共汽车，不知是什么心情作怪，我对那些崭新的出租车不加理睬，偏偏挑选了一辆老式的奔驰S230。司机是个大概60多岁的老头，一问我是中国来的，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自称是匈牙利乒乓球国手，曾经拿过锦标赛冠军，与荣国团和庄则栋交过手，还认为中国最好的国手是马林。我问他为什么不当教练而要来慕尼黑开出租，他说：“为了生活。”他说自己现在开的这辆老奔已经跑了100万公里，还没出过什么大毛病，他在慕尼黑已经23年了，现在每天开12小时。我问他为什么还要工作这么久，他笑笑，说必须得挣够交给公司的“份儿钱”，剩下才是自己的，有时下雨，坐出租的人多，他还坚持过18个小时。我跟他打着哈哈，尽量开心地聊天，不去看计价器上不停翻滚的数字。

新家，我需要自己经营。从超市买来的洗浴帘子，几根铝管一张塑料布就要花50多欧，我一边咒骂着罪恶的资本主义，一边无可奈何地掏钱。沙发垫、床单、被套、晾衣架......为了一个家所需要的全部设备，我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家和3公里外的超市之间。在阳台上培土，种上从公园挖来的美人蕉，我想它们很快就会长起来的。生活还要继续，希望有个好的起点。

不久收到丹尼尔的信，说迪特马后来在一次开实验室会议时说，他认为我肯定找不到地方住，明天的报纸上也许就会刊登出某个中国学生露宿街头的照片，说完哈哈哈大笑。丹尼尔告诉我，没人附和他笑，所以他仅笑了2秒，就不得不停了下来，悻悻地搓搓手。而这时，我正坐在新家的沙发上，剥着开心果，呷着白啤酒，看着《加勒比海盗3》里面“黑珍珠”号和“飞翔的荷兰人”号联合摧毁东印度公司旗舰的场景：那个英国指挥官神情木然地走下在炮击中正被撕裂的扶梯，四周是飞散的船体碎片……

我离开后一星期，从所里朋友那里听来的消息，那个饱受折磨的威尔士博士后，也宣布将在今年离开迪特马的实验室。

一个马普所的中国同事偶然跟自己的老板米勒教授谈起了我辞职的事，米勒说：“就是楼下那个人他们实验室的吧？”米勒不屑地耸耸她那漂亮的大鼻子，“在这种病人手下做实验，迟早也会变成病人！”  

walkundersky

我在德国把老板炒了鱿鱼（二十）：后记：熟悉的新环境


我已经开始在ZNP的工作。虽然这是一个新的单位，但对我来说却感到非常亲切。

汉斯教授免去了我的生物安全培训课程，因为我所表现出来的严格的技术培训背景已经证明无需再在这件事上耽搁时间，这样就可以不像那些新入学的PhD那样，整天守在一级实验室跟老博士们“学习”实验技巧，而我却成为ZNP仅有的几个获准进入三级实验室的人，又可以和熟悉的、要人命的东西“亲密接触”了，这与我在CDC所接受的严谨训练密不可分。在传染病实验室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休闲”，利用这里充足的条件验证那些层出不穷的点子，因此即使是从早到晚不间断的工作，我也不感到所谓的疲倦。从硕士到博士必须有一个转型，硕士可以说是一个实现“老板想法”的过程，而博士却是一个自己寻找问题的过程，我想自己很快就可以做到这个转型。

ZNP有三位导师，除了汉斯教授，还有阿明和赫尔姆教授。汉斯的应酬多，阿明和赫尔姆却每天和我们一帮学生去医院食堂蹭饭，一路上争论最多的就是昨晚的球赛，哪个挺可惜，哪个有争议，有时会因为各自支持不同的球队而争得面红耳赤。虽然都是三四十的人了，但和穿着邋遢不入流的迪特马相比，他们起码懂得用Levi’s和BOSS武装自己，而且左手无名指上闪闪发光的戒指也证明他们的心智属于正常人范畴。

汉斯教授有两个PhD学生，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长我几岁的老博士严斯.魏格纳，一个长得像哈利波特的德国人，但他认为自己有爱尔兰血统，因为他的头发比一般德国人偏红。我们的娱乐就是下班后订好披萨和啤酒，然后纠集一堆研究所的博士和技术员窝在办公室，一口饕餮大嚼，一口昂昂叫嚷着在网上联机打枪战，我也和他们一样用德语大声叫喊：“趴下，手雷！”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很难再回忆起令人不快的马普经历，甚至有时把这段经历看作人生的闹剧而不是历练，对迪特马的鄙视也显得多此一举。但不论是属于那种范畴，这都是经历，也许有一天我会发现它作为财富的价值，因此记录下部分枝节，以免在快乐中遗忘。

嗯，生活还要继续......

（全文完）  

walkundersky

长文终于转载完了~~~

这篇文章对于atfsu15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同时对于当时“追文”的坛友们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在atfsu15的生动描述下，我对汉斯教授也非常崇敬，仿佛如此可爱可敬的一个人就在眼前，因此转载此文也是为了纪念伟大的汉斯教授，大概是上帝也太喜欢他了！愿他在天堂一切安好！

最后，atfsu15快回来了！希望能再次相聚论坛！

Anny

顶

Anny

ms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