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这家实验室要研究世界最危险的病原体，6月底前有望...

Jianbo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中国建设P4实验室网络计划的一部分。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正压防护服。武汉实验室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达到最高生物防护水平的实验室。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供图

研究人员即将在武汉的一家实验室研究全世界最危险的病原体。中国计划到2025年在大陆建成5-7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BSL-4，国内也称P4实验室），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对此，外界反应喜忧参半。



海外的一些科学家担心病原体泄露，也担心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添生物学一维。而中国的微生物学家则在庆祝中国跻身世界顶尖行列，从此得以与全球最危险的生物威胁展开对抗。



“这将为中国的研究者带来更多机会，而我们在BSL-4级别病原体方面的贡献将会造福全世界，”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高福说。台湾地区已经拥有两个BSL-4实验室，但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将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BSL-4实验室。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一位代表表示，CNAS已在1月评定该实验室符合BSL-4标准规范。一位CNAS代表说，CNAS检查了实验室的基础设施、设备和管理情况，这为卫生部审批做好了准备。卫计委的一名代表表示，卫计委将谨慎稳健地采取行动，如果评估进展顺利，实验室有望在6月底前获批。



BSL-4是生物防护的最高级别，要求空气经过过滤、水和废物经过处理后才能离开实验室，并规定研究人员在使用实验室设施前后都必须更衣淋浴。这类实验室常常会引发争议。日本的首个BSL-4实验室建于1981年，但安全方面的顾虑直到2015年才被最终解决，在此之前，该实验室处理的一直是风险较低的病原体。



在过去15年中，美国和欧洲的BSL-4实验室网络也在扩张，目前，两地都有十余个已投入运行或在建的BSL-4实验室。这样的扩张也同样遇到了反对，一些人对建设这么多设施是否必要感到怀疑。



武汉实验室耗资3亿人民币，为了缓解人们的安全担忧，它坐落的地势比江汉平原高得多，而且能抵抗7级地震，尽管该地区历史上并未发生过重大地震。实验室将侧重于控制新发疾病、存储纯化病毒，并作为世卫组织“参考实验室”与各国的同类实验室联系起来。“它将成为全球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实验室主任袁志明表示。



2003年，中科院批准建设BSL-4实验室，同一时期爆发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简称非典）为该项目增添了动力。实验室的设计和建造得到了法国的帮助，中法于2004年就预防和控制新发传染病达成了合作协议。但由于该项目的复杂性、中方缺乏经验、筹资困难、政府审批流程漫长等因素，实验室直到2014年末才竣工。



实验室的首个项目将是研究导致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的BSL-3级别病原体：这是一种影响全球，包括中国西北部的牲畜的致命性蜱传播病毒，也能传染给人类。



未来的计划还包括先对不需要BSL-4实验室的SARS病毒展开研究，然后转向需要四级防护的埃博拉和拉沙热病毒。约100万中国人在非洲工作；袁志明说，中国需要为任何可能性做好准备，“病毒没有国界。”



在最近一次埃博拉疫情中，高福来到了塞拉利昂，他的团队因此报告出了病毒突变为新菌株的速度。他说，武汉实验室将使他的团队有机会研究埃博拉病毒如何致病，以及如何开发抗体和小分子疗法。

中国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的中央监控室。  “Nature自然科研”微信公众号 图

与此同时，国际合作的机会将有助于对新发疾病的遗传分析和流行病学研究。“全球正在面对更多的新发病毒，中国需要做出更多贡献，”高福说。人畜共患病毒（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毒，如SARS或埃博拉）的出现尤其需要关注，法国VirPath病毒学实验室的主管Bruno Lina说。



武汉实验室的许多工作人员在法国里昂的一家BSL-4实验室接受了培训，这让一些科学家感到安心。实验室也已使用低风险病毒进行了试运行。



但仍有一些人对武汉实验室感到担忧。罗格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Richard Ebright指出，北京的高级别隔离设施已发生过多次SARS病毒泄露事故。美国CHROME生物安全咨询公司的创始人Tim Trevan说，开放的文化对于保持BSL-4实验室的安全性至关重要，而中国社会强调等级制度，他对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这一点有所疑问。“多样的观点，人人都能自由发言的扁平管理结构和信息开放都很重要，”他说。



袁志明已经向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强调过这个问题。“我们告诉他们，报告自己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是最重要的，”他说。国际合作也将增加开放性，“透明是实验室的基石，”他补充说。



但将一个BSL-4实验室扩展为一个实验室网络的计划加剧了人们的担忧。一个位于哈尔滨的BSL-4实验室正在等待认证，接下来还有两个实验室预计将在北京和昆明设立，后者侧重于使用猴模型研究疾病。



法国VirPath病毒学实验室的主管Lina说，以中国的大小，这样的建设规模是合理的。此外，将BSL-4研究与大量的研究用猴结合起来的机会也是巨大的——在灵长动物研究中，中国研究者面临的行政监管比西方的同行少。“要测试疫苗或抗病毒药物，你就需要一个非人类灵长动物模型，”Lina说。



但罗格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Ebright并不认为中国大陆需要不止一个的BSL-4实验室。他怀疑，中国是为了应对美国和欧洲BSL-4实验室网络而进行扩张的，他认为后者也是不合理的。他说，政府之间会假设这种过剩的研究能力是为潜在的生物武器开发准备的。



“这些设施在本质上就拥有双重用途，”他说。一想到有更多机会给猴子注射病原体，他就感到担心，而非兴奋：“猴子可以跑，可以抓，可以咬。”



Trevan说，中国对BSL-4实验室的投资可能首先是一种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竞争力的方式。“（拥有一个BSL-4实验室）在生物学领域是一个重要的地位标志，”他说，“无论是否有必要。”



（来源：澎湃新闻。内容原文以Inside the Chinese lab poised to study world's most dangerous pathogens为标题发布在2017年2月22日的《自然》新闻上   原文作者：David Cyranos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