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艾滋病“0号患者”的故事

ipsvirus

艾滋病致死率高，治愈难度高，还是传染病，所以足以令人闻虎色变。

可是，各位看官，你们知道吗？艾滋病毒本身不直接杀人，杀的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中枢细胞。也就是说，艾滋病毒消灭人体卫士，使得人体免疫力下降，引发感染或肿瘤，导致感染者死亡。

艾滋病固然可怕，艾滋病伴随而来的歧视和排斥，也同样可怕。

从艾滋病进入人类的视野开始，这种歧视就伴随而来。

今天军哥就给大家讲讲艾滋病“0号患者”的故事。

什么叫0号患者？

零号患者，指的是某种传染病第一个患病并开始散播病毒的人。在流行病调查中，通常被叫做首发病例。

换句话说，第一个得病未必是0号患者，还得是第一个把病传染出去，才能算是0号病人。

艾滋病“0号患者”，名叫盖尔坦·杜加（Gaëtan Dugas）。

盖尔坦·杜加

这位小伙子，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航空乘务员。

如果说，当时这位空少还有点什么不普通的话，就是长得比较帅，高大威猛，迷倒了一大批小伙子——没错，他是个同性恋者。

1953年出生的盖尔坦，当时是一位法籍加拿大航空空少。自从1974年开始，就经常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方飞来飞去。

除了在天空飞来飞去，盖尔坦还喜欢去同志酒吧，寻找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情人。

这样的生活过了6年，由于没做好安全措施，盖尔坦生病了。

1980年6月，他的身上，平白无故长出了很多红疹和紫斑。到医院一查，患上了一种皮肤癌——卡波西肉瘤（Kaposi sarcoma，简称KS）。

盖尔坦并不知道，这其实是艾滋病毒（HIV）感染所引起的一种并发症。他也不知道，这种疾病，可以通过性关系传播开去。

生活照样继续，只不过日常的行程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做化疗。

1981年，接受了化疗之后的盖尔坦脱光了头发

生活态度积极的他，觉得癌症固然可怕，但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还是有很大可能康复的。

直到有一天，医生跟他说：你的病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1982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社会学家威廉·达罗（William Darrow）准备研究卡波西肉瘤的病例在男同性恋患者中大幅增长的现象。

1981年7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41名同性恋患上罕见癌症》

这种癌症既然在男同性恋中高发，会不会跟性传播有关？达罗在心中打了一个问号，但是没有任何临床证据可以证明他的猜想。

达罗来到加利福利亚，打算调查一下。

4月的一天，一件偶然的事情，证明了他的猜想极有可能是对的。

当时有3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男性患者告诉他，自己都曾经和同一个男人发生过亲密关系。

那个男人就是盖尔坦。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立马找到了盖尔坦，希望他能够提供之前交往过的性伴侣的名单。

虽然这事儿很隐私，但是盖尔坦也很配合，他列出了一份总共72人的名单。

根据名单，研究人员找到这些人，对他们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很多曾经和盖尔坦、以及他的性伴侣发生过关系的人，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相似病征。

其中8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之后被确认为染上了艾滋病。

你现在必须停止再和其他人进行亲密的性行为。

调查人员告诉盖尔坦，你的这种癌症，极有可能会通过性关系传播给其他健康的人。

得知自己很有可能无意中成为传播源，盖尔坦当时就懵了。

我不就是得了个癌症吗，癌症是不可能传染给别人的。

可是，他患上的不是癌症。当年9月，这种新的迷之疾病，被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

艾滋病虽然可怕，但病毒传播能力并不是非常强，不会通过我们日常活动传播。也就是说，与艾滋病毒携带者握握手、抱一抱、一起吃顿饭、共用洗手间，甚至轻轻打个啵，都不会染上艾滋病。

艾滋病的三大传播途径是：无保护措施性行为、血液传播、母婴传播。

所以，聪明的小菠菜们，你们知道怎样避免染上艾滋病了吧？

1985年，一位来华旅游的外籍人士患病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后很快死亡，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发现艾滋病病例。

在中国，AIDS最初被音译为“爱滋病”，有些相声段子还译成“爱之病”。当时国内不少文章，认为这种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沉溺于享乐而导致的一种疾病。这种病，离我们很遥远。

唉，回顾这段历史，波叔不禁摇头叹息……

言归正传，名字定了，研究人员开始研究这种神秘疾病。

他们用箭头和圆圈，画出了一张传染路径示意图，疑似传染源指向的是盖尔坦。

达罗作为研究调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用地区+序号的方式，来对这些病人进行标记。

比如说病人来自洛杉矶，那编号就是LA1、LA2……来自纽约的，就是NY1、NY2……以此类推。

可是盖尔坦是加拿大人，不在美国，那就标个字母O吧，代表the outside-of-California case。

乍眼看上去，字母O跟阿拉伯数字0长得非常像。疾控中心其他的调查人员对这批患者重新编号的时候，误以为这个字母是数字0，所以就把字母O写成了数字0。

盖尔坦就成了艾滋病的“0号患者”。

1984年，这份报告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在报告当中，研究者指出，盖尔坦是这次艾滋病病例研究中的第一位患者。

1984年，研究人员发表的报告《Cluster of cases of the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这么一来，乌龙就开始了。

报告出炉之后，媒体纷纷过来报道，很多媒体抓住了“0号患者”这个点，来询问研究人员，到底盖尔坦是不是第一个将艾滋病带到美国的人。

当时参与研究的人员一直在澄清，这个是字母O，不是所谓的0号患者，而且也没有直接证据说明盖尔坦就是把HIV带进美国的人。

但是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笔误、巧合、媒体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让事情走向无法控制的方向，全社会都误解了盖尔坦的身份。

我们从来就没有说过盖尔坦就是第一个得病且并将疾病传出去的人。这个标识，只是说，这个人在这个疾病病例中非常重要而已。

因为这件事情，盖尔坦受尽了歧视和冷眼，别人碰见他，都巴不得绕路走。他的朋友鲍勃（Bob Tivey）回忆——

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已经知道了他是谁、得了什么病。每个人都很害怕他，在路上碰到，都会躲得远远的。看到他走过来，其他的同性恋都会赶忙跑开。

1984年，在一片非议的喧嚣之中，盖尔坦因为病情过重离开了人世。

到盖尔坦去世后第3年，也就是1987年，这场闹剧发展到了高潮。

美国记者兰迪·希尔兹（Randy Shilts）撰写了一本名叫《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的书。

《世纪的哭泣》封面

在书中，他根据一些临床医生的访谈，讲述了关于“0号患者”盖尔坦的故事，提到他确实通过性行为，将艾滋病传播了出去。

但书中也提到，他是不是第一个将病毒带到美国的，还值得商榷。

这本书一出炉，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媒体报道时，纷纷暗示盖尔坦就是那个把HIV病毒带入美国的恶棍。

比如，1987年《纽约邮报》头版头条，标题就是《那个把艾滋带到我们身边的男人》（The Man Who Gave Us AIDS）。

《纽约邮报》

谣言不断在发酵，盖尔坦成了美国艾滋病传播过程中臭名昭着的替罪羔羊。

和艾滋病零号患者相对应的，关于盖尔坦·杜加的不良传言也越演越烈，什么滥交、反社会、没有良心、给美国带来疾病和死亡……

接下来的差不多30年里，他的名字一直和HIV“零号患者”画上了等号。在无数人的观念里，整个美国艾滋病横行的事，似乎都是由他一个人引起的。

他不仅身患重病，还名誉扫地。

就连盖尔坦的家人，也不断受到周围人的冷眼、歧视、辱骂。

尽管当时温哥华很多同性恋社区为盖尔坦喊冤，说真实的盖尔坦根本就没有书上说得那么不堪。在他病重的时候，他还积极参加艾滋病组织的志愿工作。

1983年，同志大游行，标语写的是“艾滋病：我们需要的是研究，而不是歇斯底里”

但是流言还是不断飞舞。

温哥华很多人都不认为盖尔坦是罪魁祸首，他们都为盖尔坦打抱不平，把所有罪名强加在盖尔坦身上是不公平的。

流言传了30多年，一直到去年10月26日，《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遗传学论文，才正式为蒙冤30年的盖尔坦洗清了“罪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空降”到了纽约。

《自然》杂志发表的文章

研究人员利用最新技术手段，并结合历史和基因组分析，重新对70年代收集来的2000多份来自同性恋男性的血清样本进行检测，发现其中有8个样本里面能够找到足够多的艾滋病毒“基因痕迹”。

对这8个样本进行基因测序后发现，这8个样本的病毒，跟加勒比地区的艾滋病病毒毒株样本、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海地发现的病毒毒株样本非常相似。

研究人员对盖尔坦的血液样本分析之后也发现，他血液中的艾滋病病毒毒株只是当时美国出现的典型病毒毒株，并不是这一病毒传播的特殊“源头”。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团队追溯出HIV病毒入侵美国的路径图

用简单的话来解释：在盖尔坦得病之前，艾滋病病毒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盖尔坦根本就不是所谓的“零号患者”。

虽然他确实与纽约和洛杉矶发现的病人发生过性行为，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他将HIV-1病毒传染给这些人的传闻是不对的。

兰迪·希尔兹曾经在他的书上提过一个问题：

到底盖尔坦是不是第一个将艾滋病带到北美的人？这个问题仍有争议，很可能最终都不会有答案。

30年后，我们还是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是。

这个迟到了30年的真相，盖尔坦没能亲眼看到。

误会、巧合、舆论……这些材料，制造出了一场荒诞的闹剧，闹剧中的主人公，承受了长达30年的骂名。

盖尔坦是无辜的，是病魔的受害者，他的遭遇同样值得同情。

今天，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知道艾滋病并不是只祸害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也知道艾滋病并非特别垂青同性恋者，我们知道在啪啪啪的时候做好安全措施可以避免得病，我们知道一个良好的血液管理制度可以减少血液感染，我们发明了“鸡尾酒疗法”，我们对产妇的妥善照料可以大幅降低母婴传播的比例……

可是，我们仍然很难战胜由于恐惧而产生的歧视。

我们仍然在承受歧视带来的后果。有些艾滋病患者在遭受歧视后，报复社会，带病与别人发生性关系、进行血液敲诈……

从这个意义来说，盖尔坦的故事，值得更多人知道。

有些事一旦做出，造成的严重后果就很难扭转，伤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抚平，来弥补。

也可能永远弥补不了。

来源：首席人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