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生死劫：孩子万一“被恶魔抽中”了怎么办？

火柴

近日，杭州一名女婴在打完乙脑灭活疫苗后出现嘴唇发紫、呼吸急促的不良反应，受到了家长群体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疑似疫苗事故时有发生，“疫苗安全”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公共议题。

上述女婴的不良反应与疫苗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目前还不明确，但谁也不敢拿自家的孩子去冒险，部分网友提出“能不打就不打”。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乙脑疫苗的历史表现。

乙脑曾在20 世纪60 年代后期与70 年代初期出现较大规模的流行，1971年我国乙脑达到最高发病水平， 每10万人中有近21人患病。

历史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曾属于乙脑高发地区，20 世纪80-90年代，这些地区先后将乙脑疫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管理, 达到并保持了较高水平的乙脑疫苗接种率，此后乙脑发病率呈明显下降趋势。20 世纪90 年代后，上述地区的乙脑发病率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北京甚至曾创下5年无一起病例的记录。

此后，排名逆转，贵州、四川、重庆、云南和河南等5省市成为乙脑的高发地区，20世纪90年代一度占到全国乙脑发病人数的60%-70%。以贵州省为例，20世纪60年代乙脑年平均发病率在全国排第22 位, 90年代以后成为全国发病率最高的省。

直到2008年，贵州实施扩大免疫规划后，乙脑进入了免费接种名单，该省当年的乙脑发病率就跌至0.85／10万，比2007年下降43.93%，为当地历史最低水平。疫苗消灭乙脑的作用显而易见。

在疫苗问题上，人类曾为自己的杯弓蛇影、因噎废食而付出惨痛的代价。1974年，英国媒体报道称，接种白百破疫苗后发生了36起严重神经系统反应。媒体持续报道此事，公众丧失信心，导致接种工作中断，接种率从81%大幅下降到31%；发病率由 1/10万上升至100/10万～200/10万，形成了百日咳疫情。

不可否认，疫苗的不良反应确实存在，它被形象地称为“恶魔抽签”：完全合格的疫苗配上完全规范的流程也有导致死亡和后遗症的可能，任何人都无法预测这个小概率会砸到谁的身上。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曾公开表示，疫苗的不良反应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曾有媒体据此推算，我国每年会有1000万孩子患上疫苗后遗症，留下终身残疾。其实这种算法非常不准确，不良反应不等于后遗症，更不等于终身残疾，因为绝大多数的不良反应都是可以被治愈的。

疫苗以极小的剂量作用于人体，其产生的不良反应主要是三类：第一类是接种局部的红肿热痛以及发热等；第二类是与免疫机制有关的过敏反应；第三类是减活疫苗中活细菌或病毒造成的感染。

前两类的发生率相对较高，但一般也仅为百分之几-十万分之几，甚至无需治疗就可以痊愈。

第三类不良反应因疫苗性质不同而不同，多数减活疫苗不会造成致病的人体感染，但有两种疫苗有可能造成致病的人体感染，分别是卡介苗和脊灰减活疫苗。

卡介苗是一种活细菌疫苗，接种后可引起接种侧手臂的腋下淋巴结炎，发生率为万分之几；更严重的情况是卡介苗引发的全身感染，发生率在百万分之一左右，可致命。2011年上半年，湖州安吉几个月大的小睿睿在注射疫苗后发生全身感染，最终离开人世。

脊灰减活疫苗可以造成类似小儿麻痹症的肢体永久性残疾，发生率约为250万分之一，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发生在第1次使用脊灰减活疫苗时。据世卫组织估算，全球每年发生250～500例因口服糖丸而导致的小儿麻痹症病例。

以目前的技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悲剧的发生，但是我们却有能力、也有责任在悲剧发生后，让伤痛减到最小。受害家庭本已非常不幸，巨额医疗账单对他们而言则无异于雪上加霜。

因作用于健康人的身上，且个体有差异，人类至今无法提供切实有效又完全无风险的预防性疫苗。但是，疫苗又不得不打，谁都不想活在没有疫苗的年代——18世纪，天花、霍乱等流行病横行，人的平均寿命不到40岁。

为了形成群体免疫力，人群疫苗接种率要达到一定的比率，才能预防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某种意义上，这些被“魔鬼”抽中的孩子及其家庭，是为了公共健康利益做出了特殊的牺牲。

义乌的小墨墨出生于2010年底，他在2个月大时吃“糖丸”（接种脊灰疫苗）后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属义乌首起。

2012年3月，根据《浙江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经济补偿通知书》和《浙江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经济补偿协议书》，卫生部门给小墨墨一次性经济补偿437744元。当时，小墨墨已经接受了为期14个月的治疗，光医药费就已经花了17万元。众所周知，小儿麻痹症不可能痊愈，需众生治疗，各项费用是个无底洞。“经济补偿的金额连孩子基本的医药费都不够。”墨墨的妈妈曾对媒体说。

另一个案例来自杭州桐庐，2011年3月，早产女婴小沁怡在满月后注射卡介苗，引发全身淋巴溃烂，手术后，小沁怡的溃烂处一度无法愈合，不断流脓，直到2012年5月才得以痊愈。

2011年9月30日，桐庐县疾控中心异常反应调查组做出了“接种卡介苗后淋巴结严重反应”的结论，并给出了三级丙等的伤残鉴定。2013年4月，在家人奔波数月后，浙江省医学会的鉴定报告将方沁怡的伤残等级提高了一等：三级乙等。

这意味着，小沁怡一家可以获得21万元左右的补助，而据媒体报道，小沁怡仅前6个月的治疗费用就已达30万元。更重要的是，谁也不知道未来溃烂还会不会再度袭击小沁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疫苗伤害补偿计划可以为我们的卫生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美国关于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疫苗的严重不良反应的报道不断，人们对疫苗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儿童计划免疫工作陷入困境。面对巨额赔偿，部分疫苗厂商决定停止生产疫苗，直接威胁到国民健康。为此，美国于1986年制定了《国家儿童疫苗接种伤害法案》，通过并实施了“国家疫苗伤害赔偿计划”，建立了无过错赔偿责任体系。

美国的《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中有一个疫苗伤害表，每售出一个列入该表的疫苗，都要向政府交纳0.75美元的税收。政府用这部分收入建立疫苗救济资金，任何个人和群体，只要怀疑伤害与接种的疫苗有关，就可以申请疫苗伤害救济。

1988年至2000年，法案实施12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了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人均赔偿额接近500万元人民币，远超中国目前的补偿水准。

结语:

18世纪，欧洲有5亿人口因为天花丧命，疫苗的出现让人类得以战胜绝大多数致命的传染疾病，权衡利弊，“恶魔抽签”瑕不掩瑜。在与传染病对决的战役中，全国甚至全人类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份子，我们不该让“被抽中的孩子”陷于独自迎战“恶魔”的无助与痛苦之中，国家有责任通过顶层设计帮他们渡过不幸与难关，美国的《疫苗伤害法案》规定的经济手段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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